另外，同在1938年9月，远离日本本土的台湾总督府，在驻台海军武官福田良三的主导下，制定了《海南岛处理方针》等系列草案。方针中称，“鉴于海南岛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及地理、社会上的特殊性，该岛的处理主要为，确立帝国的全方位统治实权，扩充帝国外地的统治精神……（中略）以该岛为中心，作为帝国南方政策的前进据点，促进和强化我国的国策”[80]。方针中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统治和开发海南岛各产业的对策，单方面地将海南岛视为囊中之物。另外，该系列文件中的《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称，“掌握海南岛统治实权的同时，应确立对东沙、西沙、南沙群岛的有力支配权……（中略）在海南岛设置海南厅，将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归属其下”[81]。可见福田的目标不仅是海南岛，还包括南海的诸多岛屿，但是福田主导制定的草案性质上只能代表台湾总督府的意见，而不是海军中央的最终决议。但是，需注意到，起草人福田良三为1938年4月设置的台湾海军武官府的首任负责人，此人事安排由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协调[82]，海南岛作战成功后福田即转任海南岛根据地司令[83]。而居其幕后的台湾总督小林跻造（预备役海军上将）亦是海军方面为控制台湾推动南进政策而插放的人物。海军方面的人物成为台湾总督实属自1895年初代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以来的首次[84]，而小林跻造本人在就任台湾总督后也曾多次向中央建议务必要占领海南岛[85]。因此，从人事的角度来看，福田起草的系列草案在细节上可能代表台湾方面海军势力的思考，但是，总体思考方向上基本源自海军中央，而这显然也是日本海军于1938年9月展开的各项策动中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1938年9月7日，讨论广州作战计划的御前会议中，军令部直接提议“既然决定进攻广州，不如一鼓作气拿下海南岛”[86]。虽然由于陆军的反对导致海军的提议被否决，但是，军令部在会议结尾的说明中成功添加了“考虑将来对海南岛进行作战”的补充说明事项[87]。这是海军首次在御前会议正式提出海南岛作战，并收获了阶段性成果。这在1938年9月海军的各项策动当中，实为关键性一步。
但是，海军在1938年9月展开各项策动的根本理由并不是像《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中宣称的——由于中日战争导致的英日在华利益的矛盾激化，而是源自日本海军坚信与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认识，以及率先行动夺取有利态势的战略判断。这是1936年南进成为国策后，英国成为日本海军假想敌，以及《帝国军的用兵纲领》强调“抢占先制之利”的逻辑延伸。例如，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一个月后的1937年8月，当时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并未完全激化，但是，日本海军的局势判断为，“我国与美国直接利害冲突很少，与美国作战没有任何好处”，“利害冲突在于英国，以英国为目标扩充军备是我国紧要课题”[88]。同月，海军省临时调查课提交的秘密文件《临调资料秘第八十八号》中提出日本膨胀理想线的构想。并指出大陆方面日本应控制 “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海洋方面应控制“新加坡、苏门答腊岛以东的海域”，还强调了“我海军应把目标集中在英国，而不是美国”，“联合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是苏联，有计划地对英国进行分割” [89]。此文件揭示了日本海军希望控制南海以针对性地对抗英国的意图，以及对外膨胀的进攻性思想。在此种认识下，自然就发生了前文提及的海军于1937年9月3日占领东沙群岛，1937年9月17日炮击海口的事件，而这引发英法对日本的外交攻击。也就是说，此时日本与英法的矛盾激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矛盾激化主要源自于日本海军为夺取对英有利态势的率先行动。另外，《临调资料秘第八十八号》指出，设定膨胀理想线的意义在于，“有计划地为偶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寻找意义和设置目的”，“有必要给国民灌输伟大的理想”，“国力才能集中发展，国民才能在国家雄心之下奋勇前进”[90]。《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一文的逻辑显然与这种认识一脉相承，也就是如何使自身的战略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而实现正当化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形成也促进了海军1938年9月的强硬态度。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上通过的《日德意防共协定研究方针》强调，“通过强化对英的牵制，迅速、有利的解决支那事变……（中略）对于意大利，主要将其作为牵制英国的力量”[91]。防共协定强化的实现，实质上为日本海军在南方海洋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盟友保障，也意味着不满国际现状的国家集团在逐步形成一种雏形。
综上所述，1938年9月，面对外务省和陆军的对英妥协态度，海军旗帜鲜明地坚持对英强硬，并大胆地的提出海南岛作战的举动，无法用“刺激——反应”的逻辑进行解释。相反，日本海军借用了中日战争带来的英日矛盾，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的既定战略——南进、海军扩张、英日对抗。在此基础上，海南岛显然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据点。时任军令部第一部部员扇一登（负责政策）如此回忆道，“将海南岛作战看做将来对英美作战的准备，这在当时海军中央是一种常识” [92]。随着之后中国战局的变化，海南岛作战被推向实施。
四、军令部的谋略与海南岛作战的实施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欧美诸国向中国输送物质的香港通道因此而被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河内以及缅甸路线开始活跃[93] 。急于解决中日战争的日本认为欧美从正面妨碍了日本的行动[94]，但是，日本在华南沿海的机场只有三灶岛（今珠海市西南）。从三灶岛起飞的战机因飞行半径受限，无法有效切断河内、缅甸的援华物资通道。此时，军令部因势利导地再次提出海南岛作战，建议在该岛建设军用机场，以延伸战机向西南方向的空中作战半径，有效地覆盖河内、缅甸的援华物资通道[95]，并认为这是向国际社会解释占领海南岛的一个正当理由[96]。
1938年11月12日，海军省副官横山一郎在外务省进行了一次以海南岛为主题的演讲。横山强调了海南岛作为飞行基地的价值，并认为在海南岛设置基地可以有效地牵制新加坡及香港的英国舰队[97]。横山作为海军省副官[98]，直属于海军大臣以及次长之下，可以想象此次演讲是得到海军省高层的首肯后，通过演讲的方式说服外务省。1938年11月25日的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多次提出“在作战必要的情况下攻占海南岛”，最终使提案成为会议备案[99]。五相会议是日本国策协商机关，军事行动需要由参谋本部总长、军令部总长商议，在天皇亲自参加的御前会议进行裁决。因此，海南岛作战在五相会议上形成备案，并不意味作战能够实施，但表明某种程度上内阁已经接受了海南岛作战计划，这是1938年9月7日讨论广州作战的御前会议之后，海军获得的又一次阶段性成果。
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中海南岛问题持续发酵，会议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在华南沿岸的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相关地点驻屯若干舰艇部队”[100]。华南沿岸特定岛屿暗指海南岛[101]。实际上，在陆海外藏四相于1938年10月29日商谈《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预备案时，海军的意见是“在中国沿岸特定地点、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包括南海诸岛设立特殊地位”[102]。在外务省和陆军方面的反对下[103]，海军没有得到希望的答案，但是相比于1938年11月25日五相会议，外务省与陆军方面进一步向海军妥协，这是因为外务省和陆军方面认为以海南岛为跳板切断中国西南方的援华物资通道有助于早期结束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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