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戰略”是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也是他的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但它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經驗上是不符合事實的。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曾評論道，“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時支持和反對比較優勢”。[i]在我看來，林毅夫是想用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證明李斯特的國家主義。
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時代，英國政府實行的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無論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還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其目的都是證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貿易將使得各自的優勢得到發揮，對交易雙方都是有好處的，貿易保護政策損人不利己。從此，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石。
但李嘉圖把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帶來的一個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較優勢是國家的事情。其實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企業的事情，不是國家的事情。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個人之間的貿易、企業之間的貿易，因為國家不會做交易，除非是計劃經濟國家。因此，分析比較優勢的好處完全沒有必要涉及國家。[ii]
比較優勢實際上就是管理學家講的“核心競爭力”，遵循比較優勢是市場交易者的一個基本行為準則，根本不需要國家的戰略。如亞當·斯密所言，市場競爭意味著每個人都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時讓他人去完成他們自己更擅長的工作。任何企業家，如果不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生產和交易，一定會失敗。甚至普通人也知道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瞎子說書，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較優勢的典范。只有傻子才會違反比較優勢。
事實上，像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談某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可能有一定意義，但談論整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就沒有多大意義。中國各地區之間的差異甚至比一些地區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還要大。即使在同一省內，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差異。以陜西省為例，南部、中部、北部完全不同。中國土地稀缺嗎？看看西域，一片荒涼。中國存在勞動力過剩嗎？在人口最密集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供給不足，所以必須從內地招工。這凸顯了企業家的重要性。談論比較優勢而忽略企業家的是沒有意義的。
比較優勢是企業家創造的，與要素稟賦關系不大
林毅夫認為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但看看各國的進出口結構，絕大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與要素稟賦沒有關系。要素稟賦決定論假定資本和勞動力（包括人才）在國家之間是不流動的。在資本和人才流動的情況下，要素稟賦的重要性即使不會消除，也會大大降低。
進一步，要素稟賦之所以不重要，是因為現實中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內生的，是一個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不是外生的、給定的。這就像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稱為經濟學家，并不是我們的先天稟賦決定的，而是我們自身學習的結果，至少對我是這樣。動態比較優勢主要是企業家創造的。或者說，企業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點擊藍字閱讀文章）。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業家在決定比較優勢上的重要性。讓我舉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例子是英國的棉紡織業。英國沒有發展棉紡織業的資源稟賦，但棉紡織業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這是英國企業家從無到有創造出來的，這些企業家包括發明飛梭的約翰·凱，發明紡紗機的約翰·懷亞特，發明多軸紡紗機的哈爾格里斯，發明走錠精紡機的塞繆爾·克朗普頓，發明水力紡紗機和創辦現代工廠的理查德·阿克賴特，等等。當然，這里確實應該給英國政府記上一“功”。英國政府1700年頒布禁令，禁止從印度、中國和波斯進口棉織品；1719年又頒布禁令，進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國的人買賣、穿戴或擁有棉織品，如有違犯，對私人科以5英鎊罰款，對商人科以20英鎊罰金。禁令的目的是保護毛紡織業，不是發展棉紡織業！但歪打正著，“保護”出一個強大的棉紡織業！[iii]
第二個例子是美國和韓國的汽車業。汽車不是美國人發明的，直到1904年，法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但那一年之后，美國汽車產量超過法國，之后差距迅速擴大，到1933年全球汽車產量的73%來自美國，德國和法國分別僅占4%和8%。[iv]美國之所以能超越德國和法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亨利·福特的想象力，與美國的要素稟賦沒有關系。在福特之前，汽車是富人和貴族消費的奢侈品，與普通人無關。福特想象汽車應該成為每個普通人都能買得起的產品，為此，他引進了標準化零部件和自動化生產流水線，使得汽車的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結果是，到1930年，美國家庭汽車的普及率就達到了60%。
韓國汽車業的比較優勢是現代汽車創始人鄭周永這樣的企業家創造的，鄭周永原來是個汽車修路工，后來與福特公司合作生產汽車。[v]林毅夫認為，韓國發展汽車違反了比較優勢，因為韓國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不適合發展汽車產業。他的結論是韓國由此失敗了。[vi]他的文章寫于2001年，當時東亞金融危機后韓國的汽車業處于困難時期。但十年之后韓國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出口國，汽車出口占到總出口收入的8%，不知林毅夫現在又如何解釋？他的基本論證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為利用了比較優勢；如果失敗了，就是因為違反了比較優勢。但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寫文章的時候看起來失敗的例子后來又成功了。
與汽車產業類似，韓國今天的半導體比較優勢來自于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及其繼承人李健熙的企業家精神，與韓國的要素稟賦無關。[vii]經常有人說韓國的電子產業是政府扶持的結果，但如果你認真看看三星公司的發展史，就會發現，韓國政府給三星制造的麻煩遠超過給提供三星的幫助。三星在與政府打交道方面一直麻煩不斷，創始人和繼任者都曾逃亡海外或被關進監獄。由于比較優勢是由企業家創造的，一個國家可能會不時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具體取決于企業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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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財經記者對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陳德榮進行了專訪。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于2016年揭牌成立，由原寶鋼集團有限公司和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聯合重組而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鋼鐵企業。
在“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寶武的發展重點是什么？鋼鐵行業又該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呢？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陳德榮對此進行了解讀。
陳德榮：
“億噸寶武”發揮集聚效應，引領中國鋼鐵業。
目前，中國寶武已覆蓋了板、卷、管、棒、線、型等全品類鋼鐵產品，2020年中國寶武粗鋼產量達到1.15億噸，實現了“億噸寶武”的歷史性跨越。
記者：2020年中國寶武的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這樣一個數字意味著什么？
陳德榮：我們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企業，實現了一個規模的引領，對中國的鋼鐵行業來說，我認為還是比較有意義的。因為過去多年，中國已經占了全球鋼鐵產量的一半以上，但最大的鋼鐵企業不是中國的，而是安賽樂米塔爾，我覺得跟中國在全球鋼鐵行業的地位不相稱，這么大的行業必須要有相應的幾家龍頭企業來引領。但是現在“十三五”實行下來，我們頭10家企業的整個市場份額只有36.7%，所以中國的鋼鐵業的產業集中度遠遠不夠，寶武率先達到這樣的規模水平，對整個行業來說可以起引領示范作用。
記者：實際上1996年，那時候全國的鋼鐵產量才只有1億噸，到現在一家企業的產量就能超過1億噸，這中間的變化證明了中國鋼鐵行業近幾年發生了很大轉變。
陳德榮：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高速發展的經濟，特別是中國投資拉動基礎設施建設，都需要鋼鐵作為一個強大的支撐，所以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帶來強勁的需求。再加上這個行業本身是因為像寶鋼工程，當年這樣一個例子，以及20多年民營鋼鐵企業的崛起，推動了鋼鐵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從而實現了跟國民經濟的一個非常好的互動。
記者：在過去的2020年，實際上疫情對于不同行業都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對于我們鋼鐵行業來說，帶來了哪些影響和變化？我們有哪些應對和調整？
陳德榮：我覺得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整個鋼鐵工業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社會的市場消費減少了，對鋼鐵工業就必然帶來需求減少。我們如果多生產，就會帶來比較大的壓力。在疫情期間，我們發揮了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作用，在整個長江沿線，從上海、南京、馬鞍山到鄂州、武漢一直到重慶，整個長江沿線都有我們的鋼鐵基地的布局，這樣就帶來一個互相的、保產的支持、網絡的協同。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很多企業因為物流不暢而出不去，比如武漢出來的產品，到了上海沒有碼頭給卸，我們到了南京，有南京的梅山鋼鐵幫著卸貨，到了上海有我們寶鋼的碼頭幫著卸貨，所以也保證了我們武鋼在疫情期間正常的、穩定的對外物流，從而保證了生產，所以這也體現了我們一個大規模企業協同性，發揮企業的規模優勢。
記者：除了疫情，實際上，去年整個鐵礦石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得也比較多，這個是不是也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
陳德榮：去年鐵礦石價格瘋漲，對鋼鐵行業的效益肯定有比較大的影響。比如去年我們鋼鐵行業整個的產量水平、營業收入創造了歷史新高，但是去年整個行業的利潤反而比前年下降了百分之七點幾，應該說效益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我們寶武去年利潤增長了32%，當然有一些是資本運作的因素，但我們去年也狠抓了內部的管理，提升生產組織的效率，通過效率提升，降低成本。
記者：中國經濟在全世界范圍內率先恢復，這是不是也帶來一定的機遇？
陳德榮：首先，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從疫情當中快速恢復出來，并且展現了非常強勁的發展后勁，這對于我們整個行業來說，未來的發展就充滿了非常大的希望和機遇。本身國內的基本建設，消耗了大量的需求。同時，從全球來看，國外生產比如家電的出口，民眾都宅在家里，家電的用量特別大，它自己國內的廠子又生產不出來，所以大量都從中國進口，帶來了我們出口的增長，帶來了鋼鐵這種基礎材料的需求增長。
陳德榮：
推進低碳創新，引領綠色發展，未來氫冶金比碳冶金更有競爭力。
記者：對鋼鐵行業來說，要迎接的另一個挑戰就是中國碳中和目標的提出。結合這個大目標，我們集團有沒有制定一個分階段的小目標？
陳德榮：前不久，我們提出了寶武在未來低碳綠色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我們提出來，今年寶武要發布寶武綠色低碳路線圖，并且提出了2023年實現碳達峰，2025年要具備能夠減碳30%的工藝技術的能力，2035年實現減碳30%，到2050年力爭碳中和。
記者：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怎么突破和解決？
陳德榮：第一，我認為隨著寶武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建設，我們在這些年進行了專業化的資本聯合重組，寶武體系內進行內部的生產線和基地的專業化分工，從而極致地提高生產效率，效率提高了，消耗就減少了，消耗減少了，整個單位產品的排放總量就下降了；第二，我們組建一個綠色低碳冶金的基金，來支持綠色低碳冶金的創新科技研發以及一些試驗的項目，這個項目以寶武為主出錢，現在有很多供應商、同行也愿意一起加入基金；第三，我們前幾年已經在布局，組建了一個綠色低碳的創新基地，在八鋼，就在新疆烏魯木齊，利用它的一些產能裝備做這方面的探索研究，應該說現在也取得了一個比較好的成果。另外，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一些創新研究，比如高爐原來焦炭產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把一氧化碳捕集以后再跟氫進行反應，制成一個制成品，從而減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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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區劃是國家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礎，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間單元。行政區劃調整是否得當，不僅影響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更關系到國家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新中國成立后的 70 多年間，中國的行政區劃調整經歷了四個時期：探索時期、加速時期、調整時期和優化時期。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特征是：不同時期行政區劃調整的主導目標不同、同一時期不同區域行政區劃調整的重點不同、行政級別越高的政區調整頻率越低、行政區劃調整的空間尺度不斷細化以及行政層級調整趨向扁平化。進入新時代后，中國行政區劃的調整要注重完善行政區劃管理的法律法規、完善城鎮型政區的設置標準、探索不同的設市模式、完善行政區劃調整的評估機制以及明確行政區劃管理的主體并賦予其必要的權威。
［關鍵詞］ 新中國 70年；行政區劃；行政區劃調整；新時代
一、引言
行政區劃是指出于國家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在一定的自然與人文地理的基礎上，并在充分考慮歷史淵源、民族分布、經濟聯系、人口密度、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地區差異和國防安全等客觀因素的情況下，對行政區域進行的分級劃分，其結果是在國土上建立起一個由若干層級、不同幅員的行政區域所組成的體系。〔1〕 行政建制、行政單位和行政區域是行政區劃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行政區劃調整則主要指行政建制的變更，諸如行政層次和行政級別等與地方行政單位相關事項的變更以及對行政區域的劃分和調控。〔2〕 當代中國的行政區劃具有管理與空間的雙重屬性，它既是中央政府統治和管理全國各地的有效手段，也是國家為進行分級管理而實行的國土、政治和行政權力的空間再配置。〔3〕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行政區劃本身也是一種重要資源”，并深刻地指出行政區劃作為國家政治結構在空間上的投影，其擁有著空間、權力、行政、政策和要素等多重資源屬性，是一類潛在的人文社會資源。〔4〕可以說，行政區劃得當與否，不僅會影響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關系著國家的穩定、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行政區劃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必須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它既不能甘于落后，從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也不能過分超前，從而與生產力發展水平脫節。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意味著中國在經濟基礎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這預示著由新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必然會隨之發生深刻的變化與調整。可以預見，新時代也必將開啟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新篇章。回顧新中國70年行政區劃調整的歷程，總結歸納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特征，展望新時代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重點方向，對于未來中國行政區劃的調整和變革將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二、新中國 70多年行政區劃調整的歷程
行政區劃調整始終貫穿于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進程之中，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回顧70多年來新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歷程，根據行政區劃調整的背景、目標和主要內容的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探索時期（1949—1977年）
新中國成立后，在行政區劃上曾出現過較大的變革。對于一個新生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因為從歷史上看，朝代更迭使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領域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動，勢必要對原有的國家結構體系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新的形勢和需要。1949—1977年，中國經濟社會亟待恢復和發展，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成為新生政權的首要任務，而行政區劃作為國家結構體系，無疑是統治階級意志在政治上的反映，因此這一時期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家穩定和中央權威，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具體而言，該時期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四點：
1.大區建制的立與廢。大區是管轄若干省市的行政區域。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以大區作為地方最高行政建制單位，按大區設置人民政府委員會，尚不具備設置條件的，以軍政委員會代行政權機關職權。〔5〕 1952 年，全國共設立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六個大區。1953年經過省區調整后，大區人民政府與軍政委員會撤銷，改為設置行政委員會，大區由地方最高行政建制單位變成中央的行政分治單位。1954年大區隨著行政委員會的撤銷而廢除。雖然大區建制的存在時間十分短暫，但卻能鮮明地反映出這一時期政區調整的特色。大區建制的廢立完全是政治導向的，其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領導力度和控制力度，被廢除則是因為“高饒事件”的發生使中央決策層認為，大區的存在已構成對中央權威的威脅。
2.省區的撤并重組。調整省區設置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另一項大規模的區劃調整，主要包括：撤銷察哈爾省、平原省、熱河省、西康省和綏遠省，恢復設置江蘇省、安徽省和四川省，松江省并入黑龍江省，遼東省和遼西省合并設置遼寧省，設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等。1949年到1969年，中國的省從29個減少至22個，自治區從1個增加到5個。從那時起，中國的省區數量始終保持穩定，除 1988 年增設海南省之外，再無大的變動。
3.直轄市數量的減少。新中國成立之初共有12個直屬于中央政府的直轄市，1953年增加為14個。伴隨著大區建制的設立，直轄市先后經歷了由中央直屬到由大區人民政府直屬、再到大區行政委員會代管的階段。1954 年由于大區建制被廢除，除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之外的11個中央直轄市也相應改為省轄市。1958 年，天津市改為河北省轄市，1967 年再度恢復直轄市建制。此后中國的直轄市數量在1997年之前一直穩定在3個。
4.建制市數量的調整。1949—1977年，中國的建制市設置的主要思路是“市縣分立、城鄉分離”，主要區劃調整模式是切塊設市。如圖 1 所示，這一時期國家對建制市的調整又可以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1957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并沒有明確的設市標準，只是中央原則上規定人口在5萬以上的城鎮準予設市。因此，該階段中國城市數量有所增加，地級市和縣級市分別從1949年的56個和61個增加到1957年的92個和81個。第二階段是1958—1963年。自1958年起中國對城市的設置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全國地級市和縣級市數量均經歷了起伏波動再到趨于穩定的變化過程，到1963年中國共有地級市78個、縣級市97個。第三階段是1964—1977年。1963年國家明確提出了“對市鎮人口必須嚴格控制，對市鎮建制的設置必須恰當”的要求，之后市鎮設置進入嚴格控制階段。中國地級市數量自 1964 年起連續10年徘徊在80個左右，直到1974年才開始有所增加，到1977年全國共有97個地級市。同一時期，全國縣級市數量經歷了小幅波動，到 1977 年全國共有90個縣級市。
圖 1 1949—1977年新中國建制市的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4頁。
（二）加速時期（1978—2003年）
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非農產業日益壯大，城鄉之間的壁壘逐漸松動，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化發展開始加速。1978—2003 年中國行政區劃調整的政治色彩大幅淡化，不斷調整以適應中國經濟改革和城市化發展成為該時期行政區劃變革的中心思想。這一時期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點：
1.省和直轄市的增設。新中國大規模的省級行政區劃調整已經在改革開放之前完成，此后國內雖屢有調整省級行政區劃的呼聲，但是考慮到省級行政區劃的調整十分復雜，而且會對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國家穩定產生巨大影響，因此 在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省級行政區劃的調整十分罕見。改革開放后中國行政區劃的一項大的變動就是先后出現了兩次對省級行政區劃的調整，分別為1988年增設海南省和1997年設立重慶直轄市。這兩次變動都體現出了明顯的經濟導向。對海南而言，設省之前它是廣東省所轄的一級行政區，其各方面的發展均受廣東省的總體限制。而且由于海南島與大陸之間隔著瓊州海峽，與廣東省的治所廣州市距離較遠，海南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質量長期受到限制，單獨設省無疑有利于海南的經濟發展。此外，設立海南省的同時，還進一步將其設為經濟特區，這更加凸顯出海南設省的經濟導向。對重慶而言，設立直轄市則符合當時國家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三峽工程建設。重慶位于長江上游，承東啟西、溝通南北，是西部地區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在直轄之前，重慶就已經是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也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6〕優越的區位條件和良好的經濟基礎，使重慶在成為直轄市后有極大的發展潛力，能夠成為帶動西部經濟發展的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
2.市領導縣體制的全面推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市縣分治的行政區劃體制， 城市管工業，農村地區管農業，城市和農村地區不能進行直接的經濟聯系，彼此孤立發展，城鄉分割十分嚴重。〔7〕市領導縣體制曾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短暫施行，目的是保障大中城市的蔬菜和副食品供應，但之后由于一系列原因被叫停。改革開放后，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被重視，中共中央決定全面推行市領導縣體制，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帶動周邊農村地區共同發展。1982年、1983年和1999年，中共中央先后發布《改革地區體制，實行市領導縣體制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市州黨政機關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等重要文件，號召地方積極試行地市合并、撤地改市等調整模式，推行市領導縣體制改革。隨著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市領導縣體制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推行。市領導縣體制的確立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行政區劃調整之一。實施市領導縣體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市領導縣體制確立了地級市在省和縣之間的一級政區與政權地位，改變了中國的行政層級結構；〔8〕第二，在當時的環境下，市領導縣體制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僅培育了一批中心城市，還促進了各類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加強了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
圖 2 1978—2019年新中國建制市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
3.城鎮型建制的大規模增設。城鎮型建制是指設置在城鎮地區的地方行政建制單位，主要包括市、鎮和市轄區，其中市包括地級市和縣級市。〔9〕改革開放后，為適應“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①的城市化發展要求，中國的市鎮設置開始由嚴格控制轉變為積極推動，全國城鎮型建制在這一時期快速增長，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地級市大幅增加。隨著市領導縣體制的全面推行，國家通過撤地設市、地市合并和縣市升格等行政區劃調整手段設置了大量地級市，促使市縣分治模式轉向市縣合治。1978—2003年全國地級市總數從98個增加到282個，平均每年增加7個。期間有兩次增長高峰，分別發生在1983年和2000年，當年新增數分別為32個和23個（見圖2）。第二，縣級市急劇增長。改革開放初期，縣級市還被稱為地轄市，直到1983年民政部才明確了“縣級市”概念，并且制定了相應的設置標準。1986年《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于調整設市標準和市領導縣條件報告的通知》，進一步修改明確了撤鎮設市、撤縣設市和切塊設市的標準。從1986年起，縣級市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從數量上看，1978 年全國共有縣級市92個，1986年增加到184個，此后10年間縣級市數量一直以年平均增長 34個的速度急劇增加，并在1996年達到頂峰445個（見圖2）。從調整方式上看，撤縣設市是這一時期推動縣級市快速增長的重要手段，通過撤縣設市共形成縣級市410個（見表1）。作為上承大中城市、下啟鄉鎮農村的城鎮型建制，縣級市的急速增長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一大批小城市，促進了國家城市體系的完善。但是，不少盲目撤縣設市的行為導致許多地方“虛假城市化”問題嚴重，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于是，1997年國務院全面凍結撤縣設市工作。這一舉措導致許多縣級市和原本想要設市的縣紛紛通過撤縣（市）設區或者區縣合并等方式實現城市化轉型，因此在 1997 年以后全國縣級市數量不斷下降，到2003年全國剩余縣級市374個。第三，市轄區快速發展。1978—2003 年全國市轄區總數從408個增加到965個，年平均增加22個，且增長速度與地級市增長速度基本保持同步（見圖3）。大量增設地級市導致的切塊設市和叫停縣級市設置導致的大量撤縣 （市）設區是這一時期市轄區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第四，建制鎮先增加后減少。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后，國家為推動農村城市化發展和小城鎮建設，于1984年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要“適當放寬建鎮標準，實行鎮管村體制”②。在此之后，全國各地區設鎮工作的步伐開始加快。1983—2002年，中國建制鎮總數從2968個增加到20601個，年均增加928個。期間經歷了兩次設鎮高潮，第一次出現在1984—1986年，全國建制鎮的數量在兩年內增加了3532個，第二次出現在1992年，全國建制鎮增加了2084個（見圖4）。然而，由于1984年出臺的設鎮標準較低，導致新設立的小城鎮存在著鎮域面積較小、城鎮人口較少、財政收入較少和鎮政府機構設立臃腫等問題。因此，出于對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考慮，2002 年國務院出臺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暫停撤鄉設鎮工作的通知》，暫停撤鄉設鎮工作，并鼓勵實施鄉鎮撤并。2003 年起全國建制鎮數量開始減少。
圖 3 1978—2019年新中國市轄區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
圖 4 1983—2019年新中國建制鎮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其中1980年和1982年的數據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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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烏魯木齊4月8日電（記者杜剛、顧煜）8日，中國石油塔里木油田發現一條區域級富含油氣斷裂帶，石油資源量超過2億噸，這意味著新疆塔里木盆地腹地開辟出一個新的油氣戰略接替區。
記者從塔里木油田公司獲悉，8日，油田滿深1井用10毫米油嘴進行試油后，日產原油624立方米，日產天然氣37.1萬立方米，獲得重大突破。
塔里木油田公司黨工委書記、總經理楊學文介紹，這標志著油田新發現一條區域級富含油氣斷裂帶，石油資源量達2.28億噸，為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北-塔中千萬噸級大油氣區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滿深1井位于新疆沙雅縣境內，是塔里木油田部署在塔里木河南岸勘探新區的一口重點探井，目的是探索8000米深層海相碳酸鹽巖油氣賦存規律，為油田原油持續上產尋找新的接替區。
塔里木盆地碳酸鹽巖油氣藏儲量豐富，約占盆地油氣資源總量的38%，是塔里木油田原油增儲上產的重要戰略接替領域。作為西氣東輸主氣源地之一的塔里木油田，承擔著向我國華東、華北地區120多個大中型城市約4億人口、3000余家企業的供氣任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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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Oil)宣布，經慎重考慮，決定出售相關資產，終止在委內瑞拉的一切業務。俄石油將其在委內瑞拉的資產轉讓給了俄政府全資控股的一家企業，以規避美國的制裁。
俄石油總裁謝欽號稱普京的影子，曾任俄聯邦副總理，從圣彼得堡時期就跟隨普京。目前還不清楚撇清俄石油之后，俄方下一步將會如何操作。
2019年8月，中石油宣布暫停與委內瑞拉原油貿易。此后，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主要通過俄石油代理出口。9月至12月，委內瑞拉原油產量出口開始小幅回升。
2月18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石油公司的貿易子公司Rosneft Trading S.A. ，以及該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50%的相關公司。
美方宣布本輪制裁有三個月豁免期，從2020年5月20日開始執行。在此日期之后，除非得到豁免，任何美國公民和實體不得與該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進行貿易。
不過，制裁僅適用于Rosneft Trading S.A.，不適用于母公司Rosneft 及旗下其他子公司。
美國財政部部長姆努欽稱，Rosneft TSA因參與委內瑞拉原油的運輸和銷售受到制裁。姆努欽表示類似此前其他案例（如中遠海運），制裁并非永久措施；若能采取積極措施，可能考慮取消制裁。
當前國際油價低迷，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在俄羅斯控制之下，原油日產量大概在50萬桶左右，為80年來最低水平。但對于油盡燈枯的委內瑞拉財政而言，能賣一點是一點了。
3月26日，美國司法部宣布了一系列與馬杜羅販賣毒品有關的指控，稱馬杜羅及其核心團隊將毒品交易作為一種”對美國的武器”，預計從南美走私多達250噸可卡因，并利用販毒所得來彌補受到美國嚴重制裁的委內瑞拉石油部門的虧損。
美國司法部正式向馬杜羅發出了通緝令，并對馬杜羅本人發出高達1500萬美元的巨額懸賞金，對其余人等則懸賞以1000萬美元，以獎勵那些對抓捕馬杜羅提供有用信息者。
俄石油撤離委內瑞拉的行動到底意味著普京打算放棄馬杜羅，還是準備正面對抗美國？
答案很快就會揭曉。(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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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榮盛石化發布公告，4000萬噸/年煉化一體化項目（一期）全面投產。
榮盛石化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石化”)在舟山綠色石化基地投資建設的“4000萬噸/年煉化一體化項目(一期)”已在2019 年5月將第一批裝置 (常減壓及相關公用工程裝置等 )投入運行。
截至目前，項目煉油、芳烴、乙烯及下游化工品裝置等已全面投料試車，打通全流程，已實現穩定運行并生產出合格產品，公司將進一步完善相關工藝參數調試、優化，提高裝置生產運行水平。
榮盛石化表示，該項目的投產，一方面有助于公司構建“原油—芳烴(PX)、烯烴—PTA、 MEG—聚酯—紡絲—加彈”一體化產業鏈，實現高質高效的規模化生產，降低 產品成本，進一步增強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總體實力和抗風險能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國在芳烴及乙烯產業方面的話語權，帶動中下游化工產品的生產、加工和銷售，實現公司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榮盛石化原是從事各類化工品和化學纖維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是中國石化化纖行業領先企業之一。而浙江石化項目是公司布局“從一根絲到一滴油”產業鏈一體化的重要一環，是本輪煉化擴能中唯一民營控股、國企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根據規劃，浙石化項目總投資高達1730億元，總規模為4000萬噸/年煉油、800萬噸/年對二甲苯、280萬噸/年乙烯。一期規模為2000萬噸/年煉油、400萬噸/年對二甲苯、140萬噸/年乙烯及下游化工裝置。按照全球煉化行業排名，浙石化4000萬噸/年煉油產能僅次于阿聯酋阿布扎比煉油公司4085萬噸，排名全球第五、中國第一。
未來，浙石化還將計劃建設項目第三期（2000萬噸），屆時，將形成6000萬噸/年的原油加工能力，成為世界級大型石化產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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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我國最大油氣田——長慶油田當年生產油氣當量攀上5701萬噸新高點，不僅實現5000萬噸第7年穩產，還創造了長慶油田年產油氣當量的最新紀錄。
在長慶油田2019年油氣產量中，石油占2416萬噸，天然氣達到412.3億立方米，約占國內天然氣全年總產量25%，持續領銜中國最大產氣區地位，也是我國首個年產突破400億立方米的大氣區。
長慶油田開發的鄂爾多斯盆地油氣田，是世界上典型的“三低”（低滲、低壓、低豐度）油氣田，曾被國際權威機構斷定為沒有開發價值的邊際油田。長慶油田歷經43年攻堅克難，于2013年建成年產5000萬噸特大型油氣田，創造了全球非常規油氣開發的中國奇跡，給保障國家油氣戰略安全增添了重量級法碼。
近兩年，隨著盆地頁巖油、致密氣勘探開發取得重大突破，探明了我國迄今為止最大的頁巖油田——10億噸級慶城大油田。長慶油田新增石油天然氣探明儲量連續10年超過3億噸、2000億立方米，占中國石油半壁江山。2019年探明石油、天然氣儲量4.2億噸、3353億立方米，分別較上年增長34%、61%。截至目前，長慶油田天然氣開井已達1.8萬口，日產天然氣高達1.23億立方米。（央視記者 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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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曾有一番著名的感慨，自嘲“辦了一輩子的事”，卻從未能“實在放手辦理”，大抵只是事急時想辦法暫圖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而已。只不過這在局勢尚無太大挑戰時，“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但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終究左支右絀，無法有效應對——因為說到底，這需要中國完成脫胎換骨的現代化轉型。
雖然這說的原本是政事，但借以描述清代的國家財政制度，同樣可謂絲絲入扣。像所有農業社會的王朝一樣，清政府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是田賦，也因其重要性而被稱為“維正之供”；但問題在于，這是一種固定的土地稅，無法因應社會變遷和重大挑戰，其結果是人們在現實中不得不采用各種變通的法子來勉強敷衍。尤其到了晚清軍興和洋務運動，各項現代化事業都急需資金，而中央卻無法通過加增田賦正項來籌款，在倒逼改革的形勢之下又無力因應，這一傳統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盡頭。可以說，清代田賦制度的興衰本身就是中國現代轉型的最好縮影，折射出這個農業文明社會中的各種問題，也最典型地體現出其轉型之難。
裱糊匠困境
作為一項制度，田賦最突出的特征是其靜態的制度設計。因為田賦征收的標準是根據地畝，與戶口、收益并無直接關系。舉例說，張三家有兩畝田地，稅額就根據其土地大小肥瘠折算，至于他投入肥料、人力，又或旱澇，最終造成每年收成起伏，稅額都固定不變，也不會因為他子孫添丁而多繳田賦，此即康熙時確定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仁政”。
不難看出，這一制度如欲成立，前提是社會變動極小，因為除了新開墾土地，否則在理論上田賦的額度是無法增加的；矛盾的是，它本身所提供的制度激勵，又加劇了這一困境，因為既然添子添孫不會導致“加賦”，那么人口增長也就自然隨之而來，連窮山深谷也被開辟略盡，要增加田賦正項更難上加難。這在平日尚可，但遇到大災、戰亂等重大變故時，就不免窮于應付。然而，最棘手的還是那種漸進、累積的變遷：人口增加/流動、農業產量提高、物價波動、土地買賣都會不同程度上影響社會生活，然而此種稅制卻無法對此作出相應調整。
日本學者巖井茂樹曾以“原額主義”來概括明清時代財政結構的特征：由于僵硬而固定的正額財政收入無法彈性、動態地回應社會變動與經濟擴張的需要，當社會發展、國家機構職能擴大時，新增的財政需求就必然被迫在正額之外另謀出路。其結果是導致一種雙重的現象：一方面是幾乎一成不變的田賦正收，另一面則是具有很強彈性的額外財政。這種制度安排的命門就是對重大變故缺乏準備，所謂“事急從權”，有事時所能賴以敷衍過去的，就只有一系列的權宜之計。
簡言之，這種僵化的財政制度日益落后于現實狀況，勢必造成一種“裱糊匠困境”：一個官員既要完成上級的任務，明面上的正式制度不足應對卻又不準變更調整，那他就不得不東貼西補，通過虧空、挪移、浮征等各種復雜的非正式經費體系來保障基本的運作。王業鍵斷言：“地方政府所需經費的80%或90%不得不依靠各種附加稅去獲得。”按黃仁宇的說法，這意味著現實運作中出現兩個“不可調和的極端：原則上不折不扣地遵從嚴格的秩序，而事實上卻是越來越多的對該原則的侵犯”。
可以想見，由于歷史變遷的累進效應，越到后面，早先定下的規矩就越難執行，就好像小時候合身的衣服，隨著身形長大就越來越捉襟見肘。或許也因此，此前王業鍵的名著《清代田賦芻論》所討論的時段是1750-1911年間，因為正是從乾隆中期開始，這一問題變得嚴重起來。周健這本《維正之供》所討論的時段近似，稍稍提早到雍正中期的1730年，恐怕正是因為此時攤丁入畝、耗羨歸公，使原本非正規的經費合法化了，清代田賦制度的基本框架也由此奠定；然而演變到后來，火耗已等同于正項，人們只能重啟循環，再度尋找非正式的手段來彌補制度規定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就此而言，這一“烏托邦式的制度設計”幾乎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此后的近兩百年基本上就是一部不斷補漏洞、直到再也無法補上為止的歷史。
以往對清代田賦制度和國家治理的研究，大多在兩個層面展開：一是采取社會史的視角，注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二是財政史的旨趣，著眼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田賦收入分配、財政管理的問題。但如果把視野放寬到清代中晚期長達兩百年的尺度，或許也可以體會到，田賦制度的興衰同樣也可說是中國從傳統體制向現代轉型的晴雨表。
多層級的權力博弈
清代田賦制度在執行中的這種“裱糊匠困境”，有助于我們理解一個看似矛盾的悖論：傳統帝制時代的王朝財政制度按說是集權的，但現實中卻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分權；而近代太平軍興，權力按說已下放到地方督撫手中，但就國家的財稅汲取能力而言，卻得到了大大提升。這是因為，雖然清代的財政管理以高度中央集權為基本原則，但按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構建》中的界定，其國家行為范圍很廣（理論上是無限的），在現實中的執行力則受到各種限制；而晚清厘金、關稅等一系列財政改革，雖然對中央權力有所制約，但地方政府的權力范圍卻無形中擴大了，其執行力則大大提升。這意味著，對于晚清的百姓來說，自己所遭受的橫征暴斂很可能更嚴密、也更無變通之道可以躲避。
這兩個時期因為分屬古代史和近代史，其差異性在學界一直習以為常，《維正之供》打通了其中的隔閡，發現其中貫穿始終的變遷線索，但卻似乎反過來低估了近代國家能力的增長。因此，他強調清代的財政管理都受到治理成本與技術的限制，在現實操作中不得不下放權力，依靠地方完成賦稅征收。用馬寅初的話說，中央擁“集權”之虛名，地方收“濫權”之實惠。周健則認為這一兼有“集中”與“分散”的管理模式是戶部-省-州縣等各級政府間的“包征包解”。類似的治理模式，實際上不僅限于財政，社會學家周雪光稱之為“行政發包制”，即中央提出目標，由各地結合實際，靈活完成。然而這種非正式的“分權”，并非西方那種權責明晰的“分權”，因為理論上清代一切收支均屬“中央財政”而不應存在“地方財政”，地方既非權利主體，在現實中仍然沒有獨立的、制度化的權利保障，那么地方各級政府如欲解決自己的經費問題，仍須在灰色地帶另找辦法。
循著這一思路，我們或許也可以對晚清的現代轉型有一個新的認識：中央權力之所以下到地方督撫手中，原因之一是地方在社會動員、制度變革等方面，比朝廷的應對更及時、更靈活，也更有辦法開拓潛在的新財源，由此能更好地應對挑戰。近代的厘金等一系列新稅種和財政變革，大多起于地方，為地方督撫坐大奠定了財政基礎。正因為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權、職能不明，并不存在“國家之事”與“地方之事”的區別，因而原先朝廷有權征用任何地方收入，但局勢變化時，地方督撫也可以反過來暗中侵蝕中央權力——乍看情形大變，癥結卻仍是雙方權責邊界模糊。
在帝制時代，君主無須任何理由來為自己分配資源的做法辯護，因為他的決定即是天意。這也意味著地方各級缺乏正當理由來為自己爭取利益，因為理論上它們都不應抗拒這一決定；然而它們畢竟又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維護。由于“利益”是不能公開活動的，也沒有正式渠道可以為自己爭取，理論上不應存有“私心”，因而上級也不會付出激勵成本以促成個人利益與組織目標一致，最終反而使得這些博弈更隱蔽化，建立盤根錯節的非正式機制來保護法外的既得利益。這實際上鼓勵了在現實運作中，采取種種“弱者的武器”，鉆空子、能鬧事、傍權勢，因為不如此就無法維護自己利益。就像清代漕糧負擔，大多落在那些既無權勢、又不“滋事”的“安分小民”頭上，所謂“收漕一事，原屬欺善怕惡”。
這些現象，都表明當時的中國仍非一個現代國家，其分配、交稅所依據的與其說是普遍意義的法律秩序，倒不如說是根據不同層級之間復雜的權力博弈。《法國對突尼斯保護權的起源》一書中說，19世紀時的突尼斯在向內陸部落征稅時，“越是小的部落越要定期納稅，而大的部落則要政府每年同它們討價還價甚至動武，才征收到實物或現金”，這反映的是雙方權力的對比：“直接稅的征收反映了一種封建制度，人民不是按照假定的或真實的收入來納稅，而是相反，根據他們的勢力或對抗的能力來決定。”在這一意義上，晚清督撫控制下的“省級財政”的形成，折射出的是中央-地方權力關系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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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中國處于改革的各個階段與日本和韓國的類似階段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改革不那么成功，以個人收入來衡量，用本幣來衡量，中國的個人收入增長與日本相似，但慢于韓國；而按照可比美元計算，那么在各自的“奇跡”中，中國落后了日本40年，更是遠遠落后于韓國。
通過評估農業生產率、勞動力數量和質量、杠桿作用和創新這幾個收入增長的主要貢獻來源后，我們發現中國在改革的前25年中未能提升民眾的受教育水平，而過去十年杠桿的爆炸式增長是導致個人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剩下幾大指標的成功度上，中國大致上與日本相當，但落后于韓國。
因為中國的規模體量較大，導致較小的成功也變得非常重要。例如，中國的研發支出雖然不足以抵消國內的老齡化和赤字，但卻影響著全世界。然而，在預測經濟規模時，趨勢擴展會產生誤導。我們可以從韓國和日本的經驗中推測出創新和其他因素將會如何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跡。
規模在國際經濟中很重要，對中國也如是。無論中國將來是成為全球領導者還是不良政策的受害者，這一點都不會改變。繁榮也很重要，以任何合理標準衡量，中國還稱不上是繁榮。因此，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未來能不能繁榮發展。與10年前相比，對國家主導的發展優勢的忠實信徒減少了，但他們仍然存在，其他人因為根本無法想象中國會停止增長，就信奉它最終一定會繁榮。
在不依賴信仰的情況下回答這一問題，一種方法是評估中國的基本面，另一個是計算數字，看看哪種預測比較合理，而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種方法，尋求歷史上的相似之處。
中國的規模之大使得我們很難找到可比國家。美國本身是一個明顯的選擇，但是美國開始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體，而中國相對比較窮，所以不適用。我們通常比較的是日本和韓國，當然，主要的相似之處在于戰后的擴張，我們通常稱為經濟奇跡。從不同的時間開始，這三個國家極大地改善了一代人的民生。
日本的重建始于1946年，韓國的改革始于1962年，中國的改革始于1979年。為簡單起見，這里進行了快照比較，以改革后2年（這樣可以看到效果）到改革后38年的最終觀察結果為研究對象。我們按照+11年、+ 20年和+29年將樣本平均分配。為了便于參考，表1列出了每個國家/地區的年份。
即便中國跟日本一樣增長停滯，中國也比日本大得多，而且更具經濟影響力。盡管如此，在一系列指標上與日本和韓國進行的歷史比較表明，中國的奇跡已經過早褪色，這將中國無法躋身富裕國家之列，前景不容樂觀。
個人收入
我們先從衡量發展成功的基準指標“個人收入”來談中國經濟發展的缺陷，接著探討的是衡量農業、勞動力、資本和創新的直接或間接生產率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GDP）測度經濟活動，但如果用它來衡量經濟成功，那顯然并不是好的指標，因為巨大的人口只是增加了GDP，而不是讓人們富裕起來。印度最近的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的GDP也可能難以衡量。
人均GDP校正了規模因素，但它是一個不能反映個人福利的會計結構；它不能被花費或保存，其分布也沒有意義。以中國為例，人均GDP極具誤導性，2018年的數據顯示，這一指標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官方數字高出55％。
同樣，由于價格差異，個人收入也可能難以衡量，并且難以在各個經濟體和時間之間正確比較。但個人收入才能代表發展對人民帶來的切實利好，而不是與生活質量毫無關系的會計結果。比較中最難的部分，我們通過比較增量而不是存量來解決，比如從改革后2年到改革后11年的增長。用本地貨幣計算的增長結果更有意義，另外，我們還提供了用美元計價的改革38年后中日韓三國各自的個人收入水平，對中國而言，也就是2017年的數據，圖1和表2展示了相關數據。
用本幣對比得到的結果有時會忽略急劇的貶值和緩慢的升值，和韓國相比，直到改革時代的最后階段，中國的表現才超過韓國，此前一直落后；但以當地貨幣計算，中國的表現在改革的大部分時間段內仍優于日本。
用美元計價的結果，中韓的發展與之前用本幣計算的類似，同樣只是在最后階段才超過韓國，而從絕對值來看，中國在快速增長的這個階段，個人收入水平還不到韓國改革后38年的一半！中國的增長也落后于日本，在最后個人收入還要比日本（改革+38年，日本1984年）低1/3左右，甚至我們都不考慮這33年以來美元的通貨膨脹的因素。
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個人收入可能被低估。否則，中國在個人收入方面的表現可能會差得令人震驚，畢竟中國對GDP存在普遍的崇拜和其在改革最后階段表現出色。如果中國能夠維持最近的趨勢，就可以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考慮到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及以后的艱難處境，然而，其他指標的綜合證據表明，這種可能性極小。
農業生產率
農業生產率是發展的第一基石，它與當時全國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發展都息息相關。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對農民的需求會減少，如果城市有工作，他們就可以進城務工。這樣，土地和勞動力是經濟發展早期到中期的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之后才是資本和創新。
農業生產率的一項關鍵指標是谷物產量（圖2）。中國農業生產率并不理想，盡管積累了17年以上的技術進步，但每一階段的產量均不如韓國農業。盡管如此，在改革后38年后，中國的谷物產量基本上與日本相當，并且增長速度更快。2017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率仍在增長，因此有機會成為一個富裕國家。
關鍵問題在于將產出的邊際生產率轉化為收入。努力實現繁榮的國家負擔不起仍有大量低生產率的農村人口。在改革后38年（1984年），日本農民的名義收入已經是中國農民的兩倍以上，更不要說之后33年（2017年才是中國改革后的38年）的差距了。顯而易見的解釋是，日本農民在1984年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而中國農民到2017仍未擁有土地。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農民半數的收入來自于農業，而日本農民只有1/5的收入來自農業（盡管數據可能不具可比性）。
]]>劉 鶴
《 人民日報 》（ 2019年11月22日 06 版）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決定》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做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深入學習領會、全面準確理解、認真貫徹落實《決定》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新概括和重大決策部署，對于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意義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決定性地位，對其他領域制度建設及國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好、鞏固好，完善好、發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創新的重要成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實踐的產物，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形成和確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及與之適應的經濟等方面體制，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黨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主動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推動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而重大變化。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同時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健康發展，有效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們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允許和鼓勵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在資源配置方式方面，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破除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立的思想教條，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把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度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總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是在革命、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形成和確立的，是被實踐檢驗擁有巨大優越性的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1979—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遠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9%的增速。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背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制度保證。
第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新時代經濟改革發展的根本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需要隨著實踐發展不斷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健全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機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成果，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多年來，我們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度，《決定》在此基礎上，著眼于新的實踐和發展需要，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廣泛的實踐基礎、深厚的群眾基礎。同時，這三項基本經濟制度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是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部分，起著規范方向的作用，對經濟制度屬性和經濟發展方式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決定》的這一重要新概括，成為新時代我國構建更加有效管用、邏輯貫通、銜接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制度的總和，是一整套緊密聯系、內在協調、相互支撐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體制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和《決定》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重要新概括和重大決策部署，必將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各方面各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確保黨和國家事業蓬勃發展、長治久安。
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決定》對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
（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公有制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同時，還需要在一些重要領域繼續深化改革。一是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發揮出更大優越性。二是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服務國家戰略目標，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完善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推進骨干員工持股制度，充分調動干部職工積極性，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激發國有企業發展活力和內生動力。四是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加大對企業授權放權力度，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
（二）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這為廣大民營企業家吃下了定心丸。要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環境，推動其走向更加廣闊舞臺。一是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二是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把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落到實處，推動領導干部同民營企業家交往既坦蕩真誠、真心實意靠前服務，又清白純潔、守住底線、把握分寸，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三是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制度，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在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健全完善金融體系、平等放開市場準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動政策落準、落細、落實。
（三）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抵押、擔保等權能，保障農民集體資產權利，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二是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創新農業經營方式，豐富農業經營主體，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三、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促進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既有利于鼓勵先進，促進效率，最大限度激發活力，又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
（一）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一是要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強化工資收入支付保障制度，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決定》強調了“知識、技術、管理”作為生產要素，反映了現代經濟中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上升的趨勢。特別是《決定》首次增列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反映了隨著經濟活動數字化轉型加快，數據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乘數作用凸現，成為最具時代特征新生產要素的重要變化。要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術、管理人才，建立健全數據權屬、公開、共享、交易規則，更好實現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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