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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解讀十九屆四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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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劉 鶴

《 人民日報 》( 2019年11月22日 06 版)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決定》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做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深入學習領會、全面準確理解、認真貫徹落實《決定》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新概括和重大決策部署,對于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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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意義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決定性地位,對其他領域制度建設及國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好、鞏固好,完善好、發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創新的重要成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實踐的產物,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形成和確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及與之適應的經濟等方面體制,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黨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主動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推動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而重大變化。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同時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健康發展,有效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們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允許和鼓勵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在資源配置方式方面,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破除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立的思想教條,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把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度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總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是在革命、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形成和確立的,是被實踐檢驗擁有巨大優越性的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1979—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遠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9%的增速。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背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制度保證。

第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新時代經濟改革發展的根本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需要隨著實踐發展不斷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健全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機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成果,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多年來,我們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度,《決定》在此基礎上,著眼于新的實踐和發展需要,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廣泛的實踐基礎、深厚的群眾基礎。同時,這三項基本經濟制度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是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部分,起著規范方向的作用,對經濟制度屬性和經濟發展方式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決定》的這一重要新概括,成為新時代我國構建更加有效管用、邏輯貫通、銜接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制度的總和,是一整套緊密聯系、內在協調、相互支撐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體制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和《決定》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重要新概括和重大決策部署,必將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各方面各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確保黨和國家事業蓬勃發展、長治久安。

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決定》對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

(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公有制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同時,還需要在一些重要領域繼續深化改革。一是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發揮出更大優越性。二是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服務國家戰略目標,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完善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推進骨干員工持股制度,充分調動干部職工積極性,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激發國有企業發展活力和內生動力。四是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加大對企業授權放權力度,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

(二)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這為廣大民營企業家吃下了定心丸。要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環境,推動其走向更加廣闊舞臺。一是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二是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把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落到實處,推動領導干部同民營企業家交往既坦蕩真誠、真心實意靠前服務,又清白純潔、守住底線、把握分寸,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三是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制度,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在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健全完善金融體系、平等放開市場準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動政策落準、落細、落實。

(三)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抵押、擔保等權能,保障農民集體資產權利,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二是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創新農業經營方式,豐富農業經營主體,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三、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促進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既有利于鼓勵先進,促進效率,最大限度激發活力,又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

(一)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一是要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強化工資收入支付保障制度,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決定》強調了“知識、技術、管理”作為生產要素,反映了現代經濟中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上升的趨勢。特別是《決定》首次增列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反映了隨著經濟活動數字化轉型加快,數據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乘數作用凸現,成為最具時代特征新生產要素的重要變化。要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術、管理人才,建立健全數據權屬、公開、共享、交易規則,更好實現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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