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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微亮: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影響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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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來賓:

大家上午好!

謝謝主辦方的邀請,按照圓桌論壇的議題安排,我拋磚引玉,就中美貿易摩擦的相關問題講三點看法,不足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近期以來,中美貿易密集沖突,規模不斷升級。從實際金額28億美元的鋼鋁232清單,到6月15日的共500億美元的301清單,到7月份提出2000億美元的清單,昨天特朗普更進一步提出5000億美元清單,加征關稅從10%到25%不等。事實上,2017年,美國從我國進口共5056億美元。

中美兩國貿易摩擦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包括“U2”共治、新興大國向守成大國挑戰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等多種說法,但我更多從經濟金融層面找找原因。

從經濟理論上講,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會增進福利。薩繆爾森提出,有時候一國技術進步,在價值鏈上與守成大國重疊,這只對該國有幫助,并減少兩國貿易的潛在福利,并對守成大國形成了長期的熊彼得傷害。自由貿易下,同等產品的工人工資應該均等化,美國半熟練工人和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漲幅是下降的。

另一個理論就是所謂的“雙赤字”理論,假定沒有李嘉圖等價等因素,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貿易赤字等于國內私人部門的負儲蓄和公共部門負儲蓄之和。當前,特朗普政府減稅率、減稅基,拉弗曲線實際是失效的。財政赤字的上升,必須要從貿易赤字總找到一個替罪羊,上世紀80年代找了日本和德國,而現在盯上了中國。

特朗普的原首席戰略顧問班農曾明確提出,中國過去的重商主義并通過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掏空美國等發達國家,并輸送通貨緊縮,但中國產品在大幅占領世界市場的時候,并沒有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完全不符合特朗普的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

其中,特朗普的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分別是,一個中心就是“讓美國再次偉大”,兩個基本點是對內由松貨幣轉為稅收減免的寬財政,對外由自由貿易轉向美國優先的公平貿易。

按照現在的進展,以及內在根本的沖突,中美貿易沖突將是長期的,對我國經濟金融影響將是多個方面。

假定按照平均15%的加征關稅、和1-1.5倍需求彈性測算,5000億美元的貿易摩擦,對應的我國貿易順差減少750-1125億美元,按匯率6.8元/美元計算,影響我國GDP為0.6-1個百分點。以進出口最為敏感的東莞為例,一季度經濟增長7.6%,高于全國和全省水平,但二季度后持續下行,前4個月下降為7.5%,出口增速接近0.

對外匯儲備和匯率來講,一是外匯儲備的3萬億美元底線將受到壓力。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僅為3.11萬億美元。當前外匯流入的兩大進水口接近枯竭,商品貿易順差由前幾年每年3000億左右降至今年的接近平衡,但服務貿易逆差每年有近2000億美元;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每年1500億美元,但近幾年我國對外投資最高峰接近2000億美元。二是匯率貶值壓力加大。2018年二季度以來,人民幣在離岸市場持續貶值態勢,創8.11匯改來的最大貶幅,現在為6.8元/美元,接近2008年以來的高點。

對國內產業來講,除了外向型行業直接受進出口影響外,其他行業更多受衍生的影響。一是對融資成本影響,外部融資成本考慮到匯兌損益后,融資成本遠高于國內。二是貿易摩擦不除,壓制A股的負面因素不去,接近6萬億的A股質押隨時受平倉風險,最近小票常常突然跌停;三是美國壓力下,政府取消了各種補貼。“5.31”新政后,光伏三巨頭中,保利協鑫出售江蘇中能給上海電氣,隆基股份將17個光伏電站進行出售,并將單晶硅片的價格從4.25元/片調至3.35元/片,降幅超20%,通威由于股價走低,定增暫停。

中美摩擦對我國的負面沖擊,主要是貿易層面、金融層面和情緒層面三個方面。貿易層面,按照GDP=C+I+G+NX,當NX大幅收窄,甚至為負值情況下,為了保證GDP的增速,只有在國內的消費、投資和政府購買三個方面下功夫,但是目前環境下只有升級消費、擴大消費才是最終之道。因為增加政府支出或政府投資,一定要多賣地、多征稅,企業的負擔加重,加上上游產品端價格擠壓、和國外訂單下滑,高稅負和弱訂單導致企業投資無力,信用降級、盈利惡化,形成“資產負債表衰退”,可以說當前財政乘數應該為負的。即使貨幣政策放松流動性,但金融資源也難進入實體領域。

不同層面對策是不同的。實體領域方面,中央要堅持底線思維,實體部門要強筋固本。前期,中央的政策更多是短期應急反應,包括打票倉進行狙擊,并通過多邊機制對美國單邊行為進行制約,但經濟問題政治化讓特朗普特別不高興,包括中興事件不排除有這方面原因。WTO機制實際上對我國也不太有利。可喜的是,隨著資管細則出臺,中央重心放到國內,逐漸降低經濟的不確定性。微觀企業層面,主要是練好內功,加強技術研發,通過國內市場分散國外市場的風險。

金融層面,美國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疊加,美聯儲持續性加息弱化金融的風險偏好,在嚴監管大環境下,加劇企業的融資難。我國前期在匯率市場上,對美國的負面影響進行了部分對沖,但特朗普批評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認為加大美國債務壓力,并批評中國、歐洲等競爭對手一直在操縱匯率,認為人民幣貶值像掉下的石頭那么快。如果我國持續大幅度貶值,與資金外流的逆向強循環,不利于投資和消費增長,可能引發較大范圍的經濟金融風險,也會增加中美貿易摩擦的解決難度。當前,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彈性背景下,匯率波動牽一發動全身,從中期角度,改變匯率為綱的時機已經發生變化。

辯證來看,中美摩擦也有一些有利因素,一是中國成長的磨刀石,與高手過招,加快成長;二是倒逼各個領域的改革步伐,最近金融領域、汽車領域的開放,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對行業補貼逐步取消方面明顯加快;三是民生領域更為重視,“中美貿易摩擦打醒了中國、也打疼了中國,但沒有打趴中國”,讓我國再次明白一個道理,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政策要由“外求”、轉向“內求”,關切中產階級的消費降級問題,關注教育、醫療、住房問題等,更多給老百姓一個安穩的預期。

謝謝大家!

(本文為作者在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在青島召開2018年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不代表論壇和作者供職單位觀點)

作者簡介:朱微亮:經濟學博士,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CF40青年成員,現就職于郵儲銀行投資銀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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