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美關系進入緊張期之后，近日中印關系也遭遇變數。疫情之下，中國與其他大國關系也面臨較多不確定性。時殷弘教授認為，中國外交面臨“絕對圖景”與“相對圖景”的雙重困境。所謂絕對圖景，是中國的國家力量經受住疫情考驗，下一階段應以戰略收縮作為首要方案；所謂相對圖景，是疫情之下其他大國相對實力削弱，這正是歷史機遇，中國大有可為。這兩種意見的膠著與困頓，造成了中國外交戰略的新的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時殷弘認為，中國應更多著眼于“絕對圖景”，認清中國外交的最根本任務，有所為且有所不為，主動進行戰略收縮，在把握機遇的同時，足夠節制、足夠節?。恢熹h教授認為，在美國部分政治精英“受害者心結”加重的當下，我們需要在一些領域繼續與美國作斗爭，同時應有效回應中美雙方的共同關切，促使中美關系朝向非零和方向發展。時殷弘認為，未來世界是由中美兩大超級大國與廣闊中間地帶國家共同構成，無絕對意義上的領導，這是未來世界秩序的核心特征。朱鋒認為，中美沖突的實質遠未達到未來世界領導權之爭的程度，對于中國而言，突出重圍，并且保持和平崛起的勢頭，乃是當務之急。
本文為時殷弘教授與朱鋒教授在2020年6月22日至23日鳳凰網“與世界對話”云論壇上的發言實錄，轉載自“鳳凰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時殷弘：中國相互矛盾的兩幅圖景與沒有領導的世界
按照主持人的意見，今天結構也很簡單，中美關系就是中國、美國、關系。
我先講一下中國的情況，中國大家都知道依靠更權威的核心領導，更加強的舉國體制，中國已經決定性地擊退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獲得非常顯著的重大勝利。當然這次付出的經濟和社會代價非常巨大，中國正在繼續依靠同一個更加強的舉國體制，去應對這個代價。
那么中國對外政策我認為現在有了新的優先，也就是大力宣傳對外援助的事實。第一，促進傳播由國內新冠流疫應對所弘揚中國體制的某種優越性。第二，對外輻射中國偉大新形象，也就是全球公共健康緊急狀態中抗擊大流疫的一個世界引領者。另外，再加上與之息息相關的，在流疫問題上與美國的政治外交以及意識形態的對抗。就中國的前兩項對外政策優先而言，目前需要改進的主要是增進與世界在大流疫之下，驟然加劇的復雜性的認識。適當的放慢推進速度，和適當的降低宣傳調門，減少縮小效果與期望之間的差距。與美國在流疫等問題上的對抗，包括中美相關的口水戰。雖然實屬必要，但也需要適當改變弱點，弱點就是過于偏重“對稱戰略”，還有駁辭細致不足，扣帽有余。
就美國來說，首先在對華戰略層面上，美國是非常復雜甚而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國的一些活動因為大流疫的猛襲而悄悄減少暫緩，或者暫停。包括在東海對中國可能加強的聯合軍事行動，包括建設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印太四國戰略聯盟，包括加強對臺灣戰略軍事合作和對臺軍售，包括全面推進美國武力的制造升級，這些由于大流疫的沖擊正在悄悄的收縮、放慢或者暫停。
在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3月25號、5月13號、6月4號三次美國導彈驅逐艦竄進臺灣海峽，3月27號對應嚴重升級了美國對臺灣外交支持的“臺北法案”，美國海軍運輸機6月9號極其罕見的招搖飛躍臺灣島上空，而美國海軍在臨近菲律賓南海海域，進行大張旗鼓的導彈實彈發射，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命令手下全部潛艇入海，和數架美國B1戰略轟炸機從美國本土飛赴關島，美國海軍戰艦3月到5月，三個月內四次在南海進行挑戰中國南海主權聲索的航海自由行動，近三年來首次美國三大航空母艦和大量戰艦，同時巡航印太洋域。這些舉動總的來說，我認為是在對中國被認為的增進戰略軍事發力作反應，構成了美國戰略存在和戰略活動的顯著證據。
經貿陣線上，美國的局部收縮，更是少有。中美雙方在2020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主要內容是強買美貨，交換美國取消對一部分中國對美出口增收高關稅的決定和美國將另一部分高關稅減一半。中美貿易戰還在，但是首次顯著降低。然而，從一開始，中美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就是不靠譜的，中國劇增對美進口的承諾，大大超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當前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實際需求，為中國持續減少外匯儲備加上不少負擔，非常顯著減少了中國大量進口其余發達國家和若干頭等發展中大國的戰略需求能力。
大流疫致使美國失業情況下，特朗普仍然爭取增加農業產品、能源產品的對華輸出。但實際上，由于大流疫的影響，中國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履行一階段貿易協議當中的兩年內中國應該將中美貿易翻一番的承諾。事實上，特朗普及其幕僚在榨取中國盡可能劇增自美進口的同時，我認為是準備事實上接受中國根本無法如數履行購買承諾的現實，而且仍然將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當做有助于特朗普競選連任的一張牌。
當然，特朗普也不會同意中美兩國就最新形勢重新談判，以至于交易量對華輸出大量減少，比較符合實際的削減與妥協，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對華政治意識形態陣線上，特朗普政府繼續主要針對中國國家在美國所謂的軟權行使，眾所周知，在年初將中國在美官方新聞機構定作所謂外國使領團，驅逐160名新聞工作者，特朗普主要從甩鍋的動機出發，認為世衛組織在順從中國所謂嚴重錯誤應對和掩蓋冠狀病毒傳播期間，終止向世衛組織提供的年度4.5億美元出資。
雖然特朗普不再稱新冠病毒為所謂武漢病毒和中國病毒，但事實上特朗普在4月27號逆轉得更加糟糕。4月27號，首次對華顯要地聲稱，美國正在進行認真調查，用他的話來說，“中國賠償更多錢，有很多方式讓中國承擔責任”。4月27號這是一個轉折點，面對國內對特朗普的在大流疫中所謂應對低效的指責，面對剛剛出現的輸掉總統選舉的可能性，特朗普有了更緊迫的政治需要，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指責國內政敵對中國軟弱，而且特朗普本人確實恨中國，因為在他看來，一手好牌包括經濟的情況被流疫沖垮了，在他看來無論如何都咽不下這口氣。所以4月27號是轉折點，4月29號特朗普采訪中對華公開指責，4月30號再升級，因此美國總統已經確定要制定懲罰中國政策的長期性。
秋后算賬、窮究到底，我認為已經成為美國政府既定的基本政策。而且在大流疫的強烈影響下，中美貿易戰從2018年7月發動以來，包括更加迅速地加劇，物質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而產業供應鏈的多處斷裂和國際旅行急劇衰減，只是最為顯著的表征，超級鷹派幕僚和特朗普本人，最近開始極力謀求美國所需的供應鏈脫離中國，總的來說，中美之間的脫鉤，在大流疫下正在被蓄意空前迅速擴展，所以肯定不管中美關系有什么向上或向下波動，中美兩國之間將更加漸行漸遠，從事烈度更甚的彼此競斗。而且美國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是在脫鉤方面，高技術脫鉤方面，在意識形態譴責方面，在外交活動方面，爭取孤立中國，在此讓西方發達國家拉開同中國的距離，而且正在影響若干有分量的發展中大國。
那么最后需要強調，美國對華態勢在大流疫沖擊之下，中國對外關系當中的某些方面發生了負面變化，再加上最重要的，中國在恢復經濟方面還面臨著巨大困難，因為中國總得形勢遠不如新冠疫情爆發以前有利，中國幾乎空前嚴峻的挑戰就在前方。同時還有一個情況，全球治理方面，中國面對特朗普棄置美國原先全球領導作用，而填補真空機會的困難性，在目前國內外不少媒體提到，但在目前，中國在世界上軟權吸引力有限，中國可用資源有限，中國的經驗有限，中國將遭遇的相關內外障礙相當巨大，包括大流疫導致的種種復雜性。因此，一個沒有領導的世界頗為可能。
我覺得跟今后中國國家的方向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中國意外地從上到下，有兩幅彼此抵牾乃至互相矛盾的圖景，一個圖景我稱之為絕對圖景，另一幅圖景叫相對圖景。
絕對圖景指在抗擊國內新冠付出巨大經濟社會代價，也指大流疫導致加劇外部政治經濟環境惡化，因此絕對圖景意味著中國顯著弱于新冠肺炎爆發以前，所以我們的最優先就是爭取恢復經濟和防止流疫卷土重來，再加上穩住香港治理，其余所有的都是其次，因此中國要想關注絕對圖景，我們就必須在機遇方面，總的來說足夠收縮、足夠節制、足夠節省。
但是與此同時，相對圖景也很顯著，在另一部分中國人心中，是美國及其若干主要盟國的國內抗疫，重傷其經濟處境，大不如中國，中美之間力量對比的變更趨勢在大流疫之下進一步加速，因而中國的對外權勢突進據此有了更新添加的歷史性機遇，在軍事、經濟、外交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空前地大有作為，不僅必須，而且可行。
我們的政策思維是分裂的，因此這兩個圖景將較持久共同支配中國國策，使其不免有重大復雜性。也就是說美國現在對美國的基本國策搞不定，自己都搞不定。中國相對美國來說比較搞得定，但是因為我們心中有兩張比較矛盾的圖景，都在共同支配我們的對外政策，因此我們的戰略方向在一段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確定的。
▍朱鋒：美國式“受害者心結”與中美關系自由落體運動
自從特朗普上臺以來，中美關系已經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最低點，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中美關系之間的緊張和惡化從沒有像今天一樣以非常沖突的狀態呈現出來。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局面？
我覺得新冠疫情一方面使得中美關系對立更加上升，另外一方面中美關系的對立在新冠疫情爆發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很大程度上三年前特朗普上任，特朗普政府代表的是美國政壇對中美關系的充分敵意，尤其是他聚集了共和黨右翼非常反華的勢力。
所以特朗普上臺以后，總是在不斷的到處說“中國偷了美國的技術、搶了美國的工作機會、占了美國市場開放的便宜”、所以特朗普對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攻擊，對中國外交的批評，體現了強烈的敵意。所以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的戰略姿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所以特朗普團隊很多人都把責任推卸給中國，說中美關系惡化是因為中國政府做了這個，做了那個，但是其核心內容是特朗普和共和黨政府，他們所代表的美國政府，包括那樣一批人他們對華政策的思考，和以往相比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這屆對華政策的思考和判斷的核心，我把它稱之為是一種美國式的所謂受害者的所謂心結。特朗普從競選開始，不斷擴大這個話題——“這個人搶了美國的飯碗，占了美國的便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中美關系走到今天，變得如此險惡，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一些決策的力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還有第二個變化就是新冠疫情。我們知道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1月15號中美剛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我很同意時老師剛才的判斷，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政治性大于技術性，對于中美雙方經貿的實際問題解決意義不大。但即使如此，也就是1月15號，中美雙方還是簽署了這樣的貿易協議，希望中美能夠往順利的方向發展，雙方的互動感覺還是可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疫情的爆發使得特朗普能夠炫耀連任的經濟方面的數據跌倒了谷底。
正在新冠疫情以前，特朗普在民調當中大幅度領先民主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所以認為特朗普2020競選連任具有很大的把握性，但是疫情爆發后，特朗普對于美國抗疫政策的搖擺、抗疫前期的忽視，再加上他本人經常作秀的個性，在抗疫當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現在美國真正做到了特朗普競選時所說的美國第一，美國疫情確診病例第一、病死率第一、在這種情況下甩鍋中國把中國作為替罪羊，所以中美關系現在成了特朗普2020競選策略和怎樣躲避國內抗疫失敗政策的最重要的甩鍋對象，所以中美關系在自由落體中變得更加具有沖突性更加險惡。
當然還有第三點，我認為是特朗普上臺以后我們雙方的政策磨合，以及對于特朗普的戰略意圖、他本人執政的風格、他想在對華政策上達到的幾個目標上的認識和判斷，我們同樣也存在比較大的局限性。從2017年他上臺的第一年，我們會覺得特朗普不就是要錢嘛，所以我們只要能夠經濟上作出讓步，在商貿上作出讓步，特朗普就比較好對付。
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對華貿易戰，雙方經歷了好幾個回合，總得來講我們還是保持了一個積極磋商溝通對話的態度，但是問題是美國對華關注的核心議題還是特朗普再三強調今天自由開放貿易的貿易規則、市場規則、貨幣規則、金融規則，特朗普說中美貿易要“對等”，那么究竟如何對等？
現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現在中美關系走到今天，確實我覺得讓人非常心痛，說老實話我作為長期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確實如時老師講的，這是我不想看到的。
但問題是未來的中美關系，我個人覺得從目前來看，一方面我們當然還是繼續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最核心的問題我們還是要繼續在和美國一些不合理的對華的政策展開斗爭的同時，要關注彼此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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