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可能出現不必調整就可保障長久安全的政策，一種有利于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兼顧節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不存在抽象的最優，因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
一般而言，歷史學家把俾斯麥在1890年的退休視為德意志帝國的歷史轉折點。從那一年起，德國拋棄了以聯俄為中心的“三皇同盟”，開始向范圍更廣的“世界政策”進軍，與英國的傳統友好關系則因大海軍建設的興起而陷入對立。最終，正是與英俄兩國關系的惡化加快了德國走向大戰的步伐，并最終導致了第二帝國的崩潰。
然而，使柏林有能力追逐“陽光下的土地”、并在海陸兩個方向同時與英俄兩強對抗的經濟和工業基礎，恰恰是在俾斯麥任內打下的。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為什么俾斯麥沒有像后來的威廉二世一樣變成海軍迷？從1871年到1890年，德國是如何在沒有一支強大海軍的情況下，持續強化自己的國力并確保外部安全的？
首先來看德國統一之際的歐洲格局。在拿破侖戰爭后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of Britannia）時代，英法俄普奧五強在大陸上的力量分布趨于均衡，這種均衡使得各國更傾向于以協調而不是沖突的方式來解決利益分歧，歐洲也得以在1815年之后，保持總體和平超過半世紀之久。然而，1870-71年普魯士在對法戰爭中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勝利，它在其他列強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完成了統一。現在，中歐核心區域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口總量、經濟潛力和軍事實力高達周邊其他國家兩倍的“巨型中等強國”，顛覆了多極格局，也造成了歐洲體系的重新洗牌。
作為新國家的締造者和德國外交路線的制訂人，俾斯麥窺見了統一帶來的震蕩：在五強勢力均衡的年代，各國更重視彼此的動機；但因為德國現在已經擁有了高出周邊國家一截的工業能力和陸上軍力，其他國家關注的重點將是這種硬實力可能給自己造成的危害。無論德國怎樣韜光養晦、做出善意表態，它都不可能回到1870年之前“悶聲大發財”的狀態了。而德國本身的地理位置相當不利——它的世仇和主要安全威脅法國盤踞在臥榻之側，英國和俄國兩個側翼大國則有機會從東西兩側包圍中歐，使柏林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個中情境，恰如俾斯麥早年的慨嘆：“世間堂皇之物……每每與墮落天使相仿：華麗但欠和平，計劃及努力卓越然不得成功，驕傲卻又憂郁。”
正因為德國的權勢基值是如此驚人、地理位置又極其敏感，俾斯麥從一開始就不把攫取歐陸霸主地位作為目標。在1877年口述的一份重要文件《基辛根溫泉備忘錄》中，“鐵血宰相”提出了他的行動依據：與漫無目的的“稱霸”相比，德國更應當擔心自己“被包圍”。柏林現在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其他國家高度關注，一旦被認定威脅到了普遍安全，從北海到烏拉爾山都將是它的敵人。但除去法國與德國的仇恨難于化解外，德國和英奧俄這三國是存在利益交集的，只要在這三個國家中爭取到至少兩國的友誼，柏林在五強中就屬于多數派，即使爆發戰爭也不會吃虧。但英俄、俄奧甚至小一點的意大利之間本身也存在復雜的利益糾葛，德國很難把它們拉進一個協調一致的陣線。有鑒于此，俾斯麥提出了一個概念——“誠實的經紀人”（Honest Broker）。簡單地說就是德國不為自己索取領土和安全利益，但熱心為其他國家充當仲裁者和中間人，使這些國家對德國產生信任甚至依賴。這樣一來，歐洲任何大的領土變更或安全事務都需要德國參與協調，那么以德國為敵的大國聯盟也就永遠不可能出現了。
1890年之前的德國外交，或者說“俾斯麥體系”，就是根據這樣的理念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系列由精心編織的利益鏈構成的網絡：對奧匈，德國與之結盟、但約束其行動，使維也納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國的對立面；對俄國，俾斯麥首先建立了一個“善意”的德奧同盟，接著邀請俄國加入，這樣彼得堡就不再期待與法國結盟了。同時，在涉及土耳其的“東方問題”上，俾斯麥暗中支持俄國與英國對立，以消弭兩個側翼大國步調一致包圍德國的機會。對法國，“鐵血宰相”慫恿其向非洲和亞洲發展，從而與英國的殖民利益產生沖突。對英國，柏林明確表態無意插足海外，同時在埃及事務和黑海海峽問題上協助英國牽制法俄，以換取倫敦的友誼。這樣一來，英俄奧三國皆有一定矛盾，它們需要德國的程度將大于它們互相需要的程度，于是德國成為大國事務中最有分量的中間人。它的國際形象被認為是積極的，它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工業進步也沒有被認為威脅到了和平。
俾斯麥體系的基本假設在于：德國因為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追求霸主地位——那將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覆轍——也不可能在沒有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情況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種“世界帝國”。在歐洲的相對優勢是最可取、風險也最低的：當時的世界體系基本以歐洲為中心，只要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個有形的“世界帝國”就可以成為無形的第一等大國。
但俾斯麥體系也有缺點：它是一種永恒的動態平衡，需要極高水平的理解力才能加以操作。俾斯麥認為，一方的強大導致另一方的恐懼，德國統一的完成必然帶來外部環境的惡化，這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的。除了節制力量、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結盟關系外，德國并沒有更好的出路。換言之，柏林必須始終與不安為伴，不可能獲得絕對意義上的“解脫”，而大多數領導人是忍受不了這種狀態的。另外，“鐵血宰相”是一位古典政治家，在完成統一事業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他只需要說服普王威廉一世和少數高級將領，卻缺乏應對民意及其代表的意愿和經驗。俾斯麥甚至有意識地把第二帝國的代議政體和憲法條款搞得簡單化，方便自己完全靠一人的智慧把握國家大政。但進入1880年代，新興工商業階層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要求效仿英法等國、攫取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國會里控制了話語權。這個時候，仍在以1871年之前的經驗把握方向的俾斯麥有點招架不住了。
“鐵血宰相”對殖民地的觀感是比較負面的：首先，管理殖民地需要財力、人力、無力，向殖民地輸入商品、輸出資源的前提是投入成規模的征服和開發成本，且開發之后的回報率還尚未可知。目前，德國僅靠開發歐洲市場就可以獲得可觀的收益，對殖民地沒有需求。其次，維持和保衛殖民地將增加德國與其他強國發生沖突的幾率，這會對在歐洲充當“誠實的經紀人”產生負面影響，而考慮到歐洲問題的中心地位，因為殖民地爭端影響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的。但隨著公眾輿論的呼聲愈演愈烈，他決定改變思路：1884年，德國宣布將多哥蘭、喀麥隆和西南非洲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第二年11月，“德國殖民協會”創始人卡爾·彼得斯登陸非洲東海岸，將總面積達14萬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國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國在1884-1888年先后獲得了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所羅門群島、布干維爾島和瑙魯，加上在非洲的收獲，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
需要指出的是，幾年后，當威廉二世開始全面推進“世界政策”、大張旗鼓地追逐殖民地和海外利益時，他的實際收益不到這一時期的1/10。換言之，“一戰”爆發前德國擁有殖民地面積的90%，是俾斯麥在1880年代中期不到三年的時間里，以無心插柳的方式爭取到的。這樣的擴張之所以沒有引起多少反彈和敵意，關鍵就在于它和作為主要目標的歐陸戰略是相互配合的：德國開始殖民非洲的1883年，正值英法交惡、法德關系緩和，德國這時在英國占據優勢的幾內亞灣打進一個釘子（喀麥隆），具有向法國示好的意味。兩年后法國內閣更迭，俾斯麥馬上終止在非洲的動作，轉而與英國修復關系。而德國在非洲和太平洋新開辟的殖民地，面積固然不小，但都小心地避開了英國最忌憚的埃及、印度等敏感區域。換言之，在增加海外領土面積的同時，盡量避免在歐洲的“經紀人”形象受損。
海軍發展是與殖民地開拓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在這方面，俾斯麥依舊抱消極、但不絕對否定的態度。1873年，國會通過了獨立后第一個十年海軍發展計劃，旨在建成一支以巡洋艦、魚雷艇和岸防裝甲艦為核心的防御型艦隊，保護德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利益。俾斯麥對這個方案持認可態度，但始終反對過早建立英國式的大海軍。除去經濟方面的考慮外，這依然是基于他對“絕對安全”觀念的否定——擁有最強陸軍的國家同時又在追求第一或第二強的海軍，這將使所有周邊國家感受到無可比擬的壓力，并在最壞結果到來前就聯合起來對其進行制衡。而柏林不像英國那樣擁有超然世外的地理優勢，一旦發生沖突，法俄兩國立時就可自陸地侵入德國領土，結果將是一場災難。
那么，德國要通過何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呢？如果未來戰爭發生在它和法俄之間，已有的巡洋艦和魚雷艇足夠對敵人的海上交通構成威脅，而德國大可利用它和英國之間距離較近的優勢，以英國為中轉站和地理掩護，繼續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戰爭是發生在德國和英國之間，它也可以聯絡在1856年《巴黎條約》（載入了航行自由原則）上簽字的其他二流海軍強國，構建“武裝中立同盟”，像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其他歐洲國家抵制英國一樣對皇家海軍進行牽制。至于“一勞永逸”地杜絕英國對德國海外利益的侵害，這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
如果把威廉二世時代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與海權偏執和俾斯麥的主張做一番對比，不難看出，它們恰恰違背了“鐵血宰相”最看重的兩大信條。首先，俾斯麥認為：德國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歐洲內部，只要能避免在歐洲形成針對柏林的制衡聯盟，德國的繁榮和強大就有保障，世界影響力更是可以不求自來。而威廉二世有一種簡單粗暴的“中二病”心理，他認為德國之所以不能在國際事務上為所欲為，關鍵就在于它只是一個歐洲強國，而沒有像英國那樣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如果能在全球開拓出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規模驚人的遠洋海軍，歐洲國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德國的能力了，柏林卻可以為所欲為地懲戒任何杵逆者。但日后的事實證明，缺少了歐陸安全作為基礎，“世界強國”不過是一張畫餅。法俄兩國的結合令德國的安全環境出現了根本性的惡化。
其次，俾斯麥認為，不存在一種無條件的、絕對意義上的安全。在一個由若干大國組成的封閉系統里，一國安全指數上升過快勢必招來其他國家的恐懼，繼而促成制衡聯盟。有鑒于此，必須明辨關系國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資源嚴格圍繞這一利益進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帶來的危險。而威廉二世及其幕僚霍爾斯泰因、提爾皮茨追求的是一種純主觀的“絕對安全”目標，他們既不注重對核心利益的評估、也不考慮如何協調手段，而是以“我認為”、“大國就應當”這類毫無妥協余地的口號來指導國防建設，結果只能是“預言自證”，把沖突由可能變作現實。
總的來說，永遠不可能出現不必調整就可保障長久安全的政策，一種有利于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兼顧節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不存在抽象的最優，因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鳳凰軍事專稿 文/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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