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等于只生一個好？基本國策出臺前的五次論爭

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寫入憲法，“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流行的計生口號是“一個太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短短幾年后的1980年，“只生一個好”的標語已寫滿中國的大街小巷。“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一當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基調，正是在1980年中央召開五次人口座談會后確定下來的。

《光明日報》為馬寅初平反

1978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我的文章《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這篇翻案文章對我來講，是二十年磨一劍。自從五十年代末馬寅初被批判罷官，此后十多年無人敢觸及人口學研究。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翻案，人們的思想禁錮就不能打破，從事人口研究就心存疑慮，害怕有一天會成為馬寅初第二，人口理論撥亂就是一句空話。曾有學術界的同事發文猜測：田雪原為馬寅初辯護，大概是當時中央將這一任務分配到社科院經濟所。當時我還在工作，所以恰好條件合適，此事便落到了我頭上。可惜他沒有猜對。我寫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而是“蓄謀已久”。

1959年我初入北大，一踏進校門便趕上第二次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這讓我陷入了迷茫。我利用課余時間找來老校長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等幾篇文章讀起來，批判他的文章也讀。讀完感到，馬老講得頗有道理，而那些批判文章卻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號。再看看馬老年近八十仍誓死為真理而戰，我更是為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所打動，于是便有意搜集一些相關資料，并且一直保存下來。畢業后，我參加了兩年“四清”，然后“文革”開始，下放勞動。為馬老翻案的愿望，就此醞釀了將近二十年。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就開始動筆撰寫翻案文章，但當時的形勢是“兩個凡是”當道，文章無處發表。1978年，我覺得時機合適了，幾易其稿后，送到了《光明日報》。之所以要送到《光明日報》，首先因為它是教育科學領域的宣傳主陣地，文章類型風格比較適合；更重要的一點是，當年《光明日報》是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急先鋒，理應對過去的批判有一個交待。

報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視，告訴我準備作為“重頭文章”刊用。期間《光明日報》先后發了兩篇為馬寅初“鳴不平”的短文，報社領導說這是“下毛毛雨”，我的文章準備作為報社“文革”期間錯誤的總清算來發表。實際上這篇文章并不算“為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但因為文章較長，闡發比較全面，影響大，而被大家記住。

人口預測為決策提供參考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參與的人口預測工作也在第二年緊鑼密鼓地展開。中國將來理想的人口數量是多少？能否達到？怎樣達到？制定未來的人口政策，首先就要求對未來的人口變動做出預測。

其實現在說起人口預測很簡單，但在人口研究剛剛恢復不久的七十年代末，能夠做出人口預測的單位卻是鳳毛麟角。當時聽說有的人做人口預測，還使用“年齡移算法”——將每年出生的人口加上每年扣除自然死亡人口后的存活人口，如此一年年移算下去。當時計算機遠沒今天這么普及，在使用手搖計算器的時代，可想其工作量之大。

1979年，一次在成都召開的人口討論會上，我遇到七機部（航天部前身）二院的李廣元，他告訴我，七機部正在做人口預測的工作。搞航天的做人口預測，這并不奇怪。因為他們主要是計算導彈飛行彈道的，導彈飛行中形成的拋物線，與生育分布曲線相似。李廣元說看過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贊同我的觀點，希望與我合作一起來做人口預測的研究。

從成都回來后，我和七機部二院副院長宋健相約面談了一次，一些想法和觀點一致，接下來就開始了合作研究。由于我們各自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研究只能在業余時間進行。宋健提出，我們缺少來自實際的真實人口數據。今天中國的人口數據是公開的，但當時卻是秘密。為了取得真實可靠的出生率材料，我們當時跑到公安部、民政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單位“游說”，費了不少周折。最后終于拿到了被認為可以代表城鎮和農村的一個市和一個縣的材料，我們簡直如獲至寶。1979年的第四季度，差不多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在一起討論。討論結果由我撰寫成文，經宋健審定后，作為研究的最終成果。

這一成果后來呈給錢學森和許滌新，由他們推薦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的陳慕華，再轉報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新華社報道了我們合作研究的人口預測成果。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廣元合著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如今三十多年過去，當初人口預測揭示的我國人口變動的基本趨勢，經過實踐驗證，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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