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是一位地方領導干部在聽完我的課后提出來的，他對我說：“金教授，剛才聽你講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國內的一系列問題，中國今天最大的危險到底是什么？”當時，我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最大的危險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其實，中國今天面臨的最大威脅，既不是美國的圍堵，也不是日本的挑釁，更不是諸如達賴、熱比婭等跳梁小丑導演的鬧劇，而在于我們自己。

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掌握在共產黨人手里；中華民族的命運，掌握在中華民族手里。按鄧小平的說法：關鍵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本事”。今天，我們總強調要掌握話語權，但我們是否還擁有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發展經濟、保持增長外，我們共產黨人還有沒有其他理想？還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樣登高一呼、云集者眾？

第一個問題：關于話語權

先講個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級領導干部和軍隊正軍級領導干部組成的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班，與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外軍軍官組成的“拉美班”舉行座談會。其間，一名哥倫比亞上校發言說：“你們中國人過去支持的哥倫比亞游擊隊，現在都在販毒，使我們深受其害。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也有錢了，不應該對哥倫比亞多給予一些補償嗎？”

他的問題提出后，我方學員一時啞然。的確，如果順著他提問的思路去尋找答案，將很難給予恰當的回答。他講完后，我說：“首先，我們中國的確支持過很多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放眼世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20世紀的歷史‘洪流’。

20世紀初，聯合國成立時，成員國只有40多個，21世紀初，聯合國成員國已經增加到190多個，也就是說，整個20世紀，世界上有150多個國家獲得了獨立、解放，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軍軍官，你們的國家與我們中國一樣，都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獲得獨立和解放的，這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洪流’。我請問剛才提問的那位上校，你說中國曾支持過哥倫比亞游擊隊，可你知道中國還支持過南非的曼德拉嗎？

今天，曼德拉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聲名享譽全世界。但當年，這個南非非國大黨的青年領袖、軍事組織負責人，有誰支持他、幫助他？在他最艱難的時候，恰恰是中國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幫助。美國人、英國人當時在干什么呢？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終身厭惡曼德拉；美國則給當時的南非政權提供情報，導致曼德拉被抓、在監獄關了27年。

除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美國當年還支持過西班牙的佛朗哥、韓國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維、智利的皮諾切特、南越的阮文紹、阮高其，這些人都是歷史上已有定論的、聲名狼藉的獨裁者。美國當年也實行過種族隔離政策，被美國追捕的黑人領袖威廉·羅伯特還跑到中國來避難，他的兒子小羅伯特就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上學。

應當說，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做法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愧對時代，沒有愧對世界，我們主持了國際正義。至于我們曾支持過的一些人，后來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也應由自己負責，與我們當時支持他們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國，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作出艱苦斗爭的人們，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中國在整個20世紀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中國為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講這些的時候，提問的哥倫比亞上校手扶著下巴，聽得很專注，還頻頻點頭，沒有繼續再提問。座談會結束后的晚宴上，他過來跟我握手，說很感謝我，他從來沒有從我講的角度思考過那個問題。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人一貫追求和堅持的社會正義，應是今天我們捍衛話語權非常重要的原則和“思想武器”。我們是正義的嗎？我們主持過正義嗎？我們還將為追求正義而奮斗嗎？時代發展到今天，很多人從思想上對此發生了動搖，甚至開始琢磨“懺悔”，還要出“懺悔”的書。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妄圖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散布所謂“兩頭真”的“陰陽怪調”——參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間跟著共產黨干的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還與這些錯誤思潮和不良言論遙相呼應，熱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證顛覆大歷史，用局部之真顛覆歷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時代描繪為大災難、大悲劇，這種扭曲的心態，哪里還能讓人感覺到一絲一毫的社會正義？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從帶領億萬勞苦大眾“打土豪、分田地”，到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都體現了共產黨對社會正義的不懈追求。這是建黨之本，也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凝聚民心、奪取勝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們總是在講話語權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當然需要具備語言技巧和傳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響力來自對社會正義的主持。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關鍵時刻和危急關頭，我們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義凜然，還需要在面對原則問題時決不讓步、毫不退縮、巋然不動的堅定性和政治立場。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認為好像只要經濟能夠得到快速發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問題都不是問題，這些錯誤觀念，無形之中侵蝕了我們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必然導致一系列問題的出現。

最近，我正在寫一部電視紀錄片《血性軍人》的腳本，其中有一個典型人物，是原軍事學院戰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這樣一位我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講臺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檔案材料，不禁讓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輕時多次重復講過的那些話里，“向往當一個梁山好漢”“有時想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對正義的追求：想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觀今日，“路見不平、掉頭就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拔刀相助的事卻越來越少見！換句話說，就是那種頂天立地的正義感在全社會正變得越來越淡薄。今天，我們富起來了，物質條件好了，但是內心卻越來越自我，越來越虛弱。老一輩共產黨人那種懲惡揚善的歷史擔當、對平等正義的追求與向往，曾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共產黨人一旦失去了這種英雄氣概，必然會失去擔當精神，也就會逐步喪失正義感，繼而失去對社會正義的向往、追求和堅持。

2008年6月底，“甕安事件”發生時，我正好在貴州省給省委中心組講課。石宗源書記那天沒來聽課，因為“甕安事件”發生后，石書記第一時間趕到前方處理突發事件去了。甕安縣縣委書記王勤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進歌舞廳，上任7年讓甕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經濟建設可謂成績顯著。據說，當石宗源書記追究責任找他談話時，他覺得冤得不行，說黨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書記說，你現在不要講這個，你就說說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怎么都讓群眾給燒了？

我覺得，甕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責任時之所以還感到“冤”，反映出其錯誤的政績觀和社會正義感的缺失。近年來，這種現象為數不少，一些人以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黨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義，好像發展倒成了目標本身。這讓我想起恩格斯批評第二國際伯恩斯坦的話，“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個別人為了經濟發展和GDP增長，甚至不惜以犧牲社會正義為代價，最后導致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喪失。

“一切問題都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以空間換時間”，這些提法和觀念近年來大行其道，包括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問題也采用同樣的辦法來解決，增大投入、促進發展這固然重要，但“用錢來擺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來擺平？我覺得不行。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共產黨人在原則面前喪失了堅定性。導致在內部，一些群眾對我們產生了疑問、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們也失去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擁護和支持。一段時間里，我們致力于搞大國關系，想加入“富國俱樂部”。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公開講，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這種心態和論調，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為我們的一種理論，真是豈有此理！

這讓我想起1997年參觀美國西點軍校時的一件事。參觀期間，時任美國駐華陸軍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當時，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上甘嶺戰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兩個模型。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我在西點上學時學過這個戰例。這兩個高地你們當時只有兩個連守衛，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為什么。”

這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我們當年只靠兩個連守衛這兩個高地，但美軍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戰線的斗爭也如同爭奪“高地”，我們還有沒有如此堅強的隊伍？還能不能在“炮火硝煙”中仍然高高擎起陣地上的旗幟？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會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動放棄了應該堅守的“高地”。“告別革命”，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就是我們放棄堅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惡果。而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也是對這種放棄所作的世俗注解——潛移默化中，執政成為我們的最高目標，經濟成為全盤穩定的依托，權力成為最終的追求。

被列為2009年最牛網絡語言、一位干部說的那句話，“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潛臺詞是：我是統治者，你們是被統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邊，在替誰說話！如果，共產黨人今天真走到了這一步，那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當年已解答過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命題就再次出現了：中國的紅色政權將怎樣繼續存在？這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歷史性拷問。

一位軍職干部跟我講，前幾年“兩會”上，軍隊一位領導參加他們小組討論，推薦大家看一本書《忠誠與背叛》，就是《紅巖》的內部版本，講的是革命年代地下黨一些領導干部腐化叛變，最后出賣了基層組織。他推薦大家一定認真看看這本書。這位軍職領導跟我說：“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眼中淚花閃爍，我們當時都很感動，我回去馬上要求機關給每人買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問題了，而且就是腐化問題，這讓我如何給干部、戰士們解釋？”他問得很直率、很尖銳。

一個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在監督機制、權力制約機制都尚不健全的時候，如果再失去內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約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潭”。

蘇軍戰將朱可夫，二戰勝利后當上了駐德蘇軍總司令，把從納粹德國搜到的許多油畫、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據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舉報朱可夫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機去其家里搜查，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朱可夫回來一看事已至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檢討過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蘇聯元帥、陸軍總司令的軍銜和職務，只寫了“布爾什維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黨籍。你不能說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當他身處的環境中缺乏權力監督機制、制約機制，一旦權力過于集中、欲望膨脹之時，就出現了貪污腐化問題。

就如同今天的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精神垮塌的危機。

這些年來，我們向全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產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樣豐富的精神產品？我們今天到處尋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樣的“思想武器”才能夠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領導同志所說，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什么？信息技術與能源結合難道就能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了？這不科學，也不嚴謹。然而，對這樣一本并不十分嚴謹的書，我們的重視程度甚至讓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驚。這反映出什么問題呢？我想，不結合中國實際而一味“山寨”別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決中國的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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