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是1989年進入人民日報國際部的。1993年，他被派去南斯拉夫當駐外記者。為什么是1993年？因為1992年開始的波黑戰爭這時候白熱化了，死于非命的幾率達到了峰值！
我們要向發出這張派遣令的同志致敬，雖然很遺憾，他的愿望沒有實現。
有的同志可能對此有所懷疑。胡錫進1989年到國際部，1991年就爆發了海灣戰爭，如果我說的是事實，為什么當時沒有把他派過去？
兩種解釋。一、胡錫進的真面目還沒有充分暴露。二、由于雙方實力懸殊，海灣戰爭注定持續時間不長（事實上也只有一個多月），基本沒有陸戰，而且多國部隊的精準打擊能力大大降低了平民的傷亡率。我們的同志因此沒有太大的把握，一擊不中的話，下一次故伎重施就容易被看成是公然迫害。一年后爆發的波黑戰爭就不同了，三個民族無原則混戰，武器水平又差，如果胡錫進像他自己所說一樣敬業，基本可以認定有去無回。
我們見到的證據支持第一種解釋。胡錫進說：“其實早在三年前，就是我去南斯拉夫前的幾個月，當時《環球文萃》還沒創刊，我幫他們拉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筆贊助。別人也拉過贊助，但真正見錢的我是第一個，那筆是1.5萬元。”
記者問：“你拉贊助的時候，報紙還沒出來，你怎么跟企業說呢？”
“我當時拿著黃頁本打電話，像做醬菜的六必居我都打過，還有生產鉛筆的廠家。就跟他們講，人民日報要辦一張子報，希望支持一下，等將來我們報紙出版以后，給你們補做廣告。那時候報紙少，真有企業給錢，我一共拉了10.5萬元。”同時，我也參與編輯工作，創刊號的頭版就是我做的，當時做了好幾期的頭版，然后就去南斯拉夫駐站了。”
說胡錫進是一個生意人，說錯了嗎？說我們的那位領導干部火眼金睛，說錯了嗎？
還有更多的證據說明外派胡錫進是一個除奸行動。胡錫進的專業是俄語，南斯拉夫說的是塞爾維亞語，因此，“臨走帶了本‘塞漢字典’，還帶了本WPS的書，因為我沒用過筆記本電腦。到了貝爾格萊德先學塞爾維亞語，學電腦，然后是學開車，樣樣都從頭學。”
從古至今，人民日報國際部都是人才濟濟，何以使用一個一竅不通近于廢物的胡錫進？還能有更好的解釋嗎？從胡的敘述中，幾乎可以感到他是被一腳踹上行程的。
胡錫進說，當時他的稿子主要發在《人民日報》，“但《人民日報》版面也很少，國際版只有一兩個”，因此，他雖然在“世界關注的焦點”上，一個長篇特寫最后“也就發了700多字”。胡先生不知道是裝糊涂還是真不明白，他在南斯拉夫要完成的任務根本不是寫稿子。
波黑戰爭1995年底結束，胡錫進直到1996年才被允許回來，可以想見除掉他的決心之堅和失望之大。我提議向那位不知名的忠誠干部再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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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悲，計劃的失敗反而成全了胡錫進，讓他有了借以吹噓和進身的資本。“我到了之后經常往波黑跑，一共跑了20多趟。我從貝爾格萊德開車過去，大約三四百公里，相當于北京到邯鄲，都是山路。現在回過頭來看，其實挺危險。就像要從路面上橫穿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機靈的人天天橫穿也沒事，運氣不好的穿一次可能就被撞死了。”
不過，胡先生的運氣為什么就那么好呢？顯然這不是我們唯物主義者的思路。在同一篇報道里，他談到“聽到子彈飛過來‘啾啾’的聲音，腿都發軟”，可見，胡先生的膽子并不大，運氣應該是自己創造的，那“20多趟”究竟跑沒跑、在哪兒跑的，沒有疑問嗎？
下面的事實有助于我們想象胡先生在南斯拉夫的真面目。2014年，胡錫進在微博里寫道：
見到一對越作戰老兵，講他當年參加敢死隊。晚上挑選出一批敢死隊員，表決心，然后集中在一個大房間里，由兩倍于敢死隊員的士兵看著他們，怕有人跑了。每人給一個本，給親人寫信，實際是寫遺書。他說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樣，第二天執行。那一夜睡個屁。他活下來，是因為第二天突擊任務取消了。向他敬個禮。
他還講了一個獲二等功的戰友，肩扛炮手，平日最膽小。遇一半山碉堡，組織了三組肩炮手，這個兄弟排第三組。他眼看著前兩組戰友倒在碉堡前，身被重機槍打爛。該他去死了，他沖上去，站起來。命啊，敵人的重機槍可能槍管打紅了，可能換彈夾，他得到與整個生命同價的幾秒鐘。他擊碎了碉堡，成了英雄。
我們的解放軍報官微馬上予以了反擊：
看了胡錫進的微博內容后，我們與幾位當年參加過這次作戰的親歷者進行了核實，他們聞聽后很是氣憤，認為胡錫進的相關微博內容是胡說八道，子虛烏有，是對當年參戰官兵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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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群眾中存在著一個錯誤認識，認為胡錫進這樣的人，是左派。胡自己也欣然接受，似乎真是這么回事兒。“我可能算中左吧。”
左派拼的是真誠，無論多愚蠢；右派拼的是智力，無論有多壞。胡錫進對我們有真誠嗎？他確實不蠢，而且相當聰明，只不過那只是生存伎倆，跟智力毫無關系。于是，他只剩下了“壞”。
胡錫進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立場的，作為生意人，他只有“派性”而絕不會代表任何政治派別。多年來，我們完全忽視了這方面的斗爭，有時候有的同志雖然注意到了，也沒有引起警惕，更沒有采取果斷的對策。
2015年，胡錫進擅自變更因公出國行程，帶著手下人去波蘭旅游，受到了組織處分。聽聽他是怎么說的，就知道我們對他的處理，實在太輕描淡寫了。
“那次申報的是去德國，我們順道去了波蘭，這個確實沒有報批。我覺得這體現了八項規定的嚴格，領導也跟我談話了，我堅決接受。給我一個處分也是愛護我，也沒有更嚴重的處理，現在我不是照樣還能出國嗎？”
是不是不卑不亢？是不是有夠囂張？他不僅照樣能出國，還照樣能繼續給我們找麻煩。
對于這樣的人，我們還認識不清嗎？認清之后還束手無策嗎？
1975年，小平同志在《當前鋼鐵工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說：“那種堅持鬧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嗎？省委他怕嗎？市委以及公司、廠礦的領導，對他來說就更不在話下。”但是，我們“必須堅決同派性作斗爭……對于派性，領導上要有個明確的態度，就是要堅決反對。有的人把黨的事業鬧得烏天黑地，你還等他覺悟，你能等得及嗎？要敢字當頭。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總是等待。”
不僅如此，小平同志把斗爭方法也一起告訴了我們。“治那種人的辦法，就是發動群眾同他斗，寸步不讓，而且要有一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
我們的理解，小平同志說的發動群眾，并不是讓我們跟胡錫進之流在微博微信上斗嘴皮子，那樣豈非正中了他的下懷？“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還要不斷地打擊，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十年二十年也解決不了問題。”
有的同志說，這樣一來，胡錫進張嘴閉嘴講人道主義，我們是不是會很被動？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什么因素會動搖我們的陣腳了：“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
胡錫進曾經揚言：“與歷史賭錯了人生就會輕如鴻毛”。胡老師太樂觀了，群眾一旦發動起來，不要說鴻毛，他是連汗毛也留不下的。
文/卑鄙小人 來源：作者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