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或中國革命史文獻和著作中，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的一些細節很少提及，這或許是因為缺少相關資料，或許是被過去的官方定式評價所限。本文旨在以蘇聯解體后陸續解密的檔案材料為根據，對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
【共產國際代表曾直接參與南昌起義的策動】
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人就在南昌打響了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第一槍。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贛邊界和廣州發動了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都曾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影響或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達漢口的新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曾多次跟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過即將發動的南昌起義。7月26日，羅明納茲和曾擔任國民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等人，再次跟中共領導人商討南昌起義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這一天的會商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由于羅明那滋的發動，中共常委會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及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此處的“羅明那滋”，即羅明納茲，一些文獻資料還將此人譯成“羅米納茲”，實指同一人；“俄顧問加侖”是指布留赫爾，“加倫”是布留赫爾在中國使用的化名，張國燾稱其為“加侖”，也是譯名差異而已。商討過程中，布留赫爾建議最好能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行動，那樣的話將會“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否則，“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義后該怎么辦？布留赫爾建議南下廣東，因為大革命時期廣東曾是革命的中心，工農群眾的覺悟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礎，而且南下廣東東江，占領出海口，也便于獲取蘇聯方面的援助。這樣先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圖舉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爾的建議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贊同，8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致電布留赫爾：“您關于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李維漢后來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占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上述回憶材料及檔案文件清晰地證實：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軍事顧問曾直接參與了南昌起義的策動和計劃。
【中共武裝起義須經共產國際批準？】
《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在講述南昌起義時指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發現張發奎已經站在汪精衛一邊，李立三等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計劃，提議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獲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議后，正式確定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部署。隨后，向共產國際報告了起義的計劃。”
為什么中共發動武裝起義須事先報告共產國際？因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而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條的《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中的第17條則明確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當然，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在一切工作中，同時必須考慮到各黨斗爭和活動的種種條件，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對某些問題作出全體成員都應當執行的決議。”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代表有關共產國際與各國支部關系的宣傳也讓中共早期組織及其領導人頗為滿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還沒有正式誕生時，張國燾就曾跟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考察中國革命形勢的維經斯基探討過俄共（布）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他看來……共產國際……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采取某種不適合于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贊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于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什么問題，而后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盡管張國燾后來站到了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但他上述對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關系問題的描述和判斷，還是被后來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關系的客觀歷史所證明。事實上，當時中共的重大活動往往都須報經共產國際的同意和批準，共產國際也習慣于直接給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產國際逐漸變為維護蘇共和蘇聯利益的一個工具和平臺，只不過在形式上借用了共產國際及其執委會的名義而已。
【共產國際發來關于南昌起義的“全面”意見】
莫斯科對于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復就證明了聯共（布）借用共產國際的名義直接給中共下命令的事實。根據張國燾回憶，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會上，羅明納茲向與會者宣布了共產國際對于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復意見：“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當張國燾質問羅明納茲“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么意思”時，羅明納茲解釋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緊接著，他又語鋒一轉，板起臉孔對張國燾說：“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系，中蘇關系，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復張國燾的信》指出：“國燾同志這信中所提各點，本次擴大會議的議決案都可以答復。至于國燾同志的錯誤之主要點，政治紀律議決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事實的經過是：——國際上電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起義。’這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版）這些都證明了莫斯科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答復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
然而，解密檔案文件充分證明，上述莫斯科對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復內容，根本不是由共產國際領導人或者共產國際執委會確定的，而是由斯大林親自確定的。解密檔案文件“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記錄”清晰地留著“中央書記”斯大林的簽名，這份會議記錄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聽取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后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結果：“決定：向漢口伯納、烏拉爾斯基發去以下電報：‘答復434號專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機關。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產國際的名義發送電報而已。
此外，從這份檔案文件中，我們還可看出莫斯科給中共發來的回電中，措辭“精妙”、意見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從回電內容來看，莫斯科方面的潛在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間接、變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計劃是以獲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對此是充滿期待的。但回電既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動發動前，誰都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確保成功，莫斯科將正反兩方面情形都說到了，是否照計劃行事讓中共自行解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權利，實質是把萬一暴動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共獨自擔承；而一旦暴動成功了，則又是莫斯科指導有方。
【莫斯科為何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暴動？】
上述密電發出后僅過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發送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確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去養病”，此處的“烏拉爾斯基”就是指布留赫爾將軍，即加倫將軍；電文中還提到“伯納”，指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不到一周的時間里，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中共武裝暴動。與此同時，布留赫爾也給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們轉達了這一命令。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В.Е.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系”；也曾在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也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布置任務時，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確地提出任務：不參與暴動，暴動一開始就離開部隊，從那里脫身。”曾擔任葉挺將軍的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后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可是，羅明納茲以及布留赫爾等人都曾參與過南昌起義的策動，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電令嚴禁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蘇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貴重物品和各種文件資料，而且逮捕了當時正在大使館里的60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據現場目擊者亞?伊利尼奇娜事后回憶，李大釗及同時被捕的15名蘇聯工作人員當時在大使館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嚴重后果，還在于從大使館里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被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視為蘇聯政府暗地里鼓動和支持中國革命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蘇聯政府一方面緊急照會中國當局，指責中國當局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所謂的從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里查抄出來的文件是其為了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偽造的，并要求中國當局立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毫不拖延地歸還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資料和各種財物，另一方面指示蘇聯駐外使領館趕緊“銷毀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