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中國的東北亞難題：中日、中韓和中朝關系的戰略安全形勢
提要
中國和日本都在實行某種總體上對于對方的戰略“雙軌”方針,一方面謀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關系，另一方面繼續進行戰略對峙和戰略預防。中國需要進一步穩定目前的中日關系，繼續緩解對抗，防止軍事沖突，同時依靠緩解對抗來阻滯日本行進中的解禁集體自衛權進程。美韓兩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定導致中國強烈憤怒，中韓關系隨之急劇和顯著地惡化。然而，爭取和維持韓國對中國的基本或起碼友善這個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關系到防止和制止朝鮮半島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軍事堡壘，因而中國對韓國要不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盡可能不主動損傷中韓關系多年發展造就的每一項已有的重大成果。中國在朝鮮和朝鮮半島問題上有六項很經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它們都對中國至關緊要，因而總的來說不能揚此抑彼，更不能舍彼取此。必須估計到，朝鮮問題上對中國總的來說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決問題的時機早已過去，今后該問題的前途對中國來說都嚴重不祥。因而，從長遠出發特別重要的是，對朝決不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防止或阻止朝鮮持對華持久敵視態度；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容許美國和美韓同盟在軍事上控制朝鮮半島北部。
一、中日關系的戰略安全形勢和要求
2014年11月，中日兩國政府達成“四點共識”，在彼此激烈對抗兩年多以后正式承諾緩解緊張，恢復對話，甚至像事后證明的那樣包括習近平主席與安倍晉三首相之間的數度非正式會晤。迄今，盡管中日之間的戰略對抗仍在繼續，而且雙方對立的戰略/軍事動機和行為甚至還與有限的外交改善平行而有顯著加大，但中國和日本大體上仍在“四點共識”的軌道上，都不愿意回到以巨大的代價和非同小可的尷尬存在的、幾乎全面的對抗僵局。
中國和日本看來目前都在實行某種總體上的戰略“雙軌”方針。一方面，它們都追求一種限制在釣魚島水域和東海對抗的外交，有限程度地改善雙邊關系，并且為進一步的有限改善保留余地；另一方面，中國繼續促進急劇和經久的戰略軍力建設，繼續擴展中國的戰略軍事活動范圍，中國的重心之一是包括沖繩在內的日本附近海洋區域。同時，日本已發動和步步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升級它在美日軍事同盟中的軍事作用，并且將大為增進了的戰略注意力和戰略資源部署到東海地區。可以預料，雙方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繼續保持這種“雙軌”方針。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南海局勢近來有明顯的緩解，但同時期內中日兩國在東海的軍事緊張和對峙卻顯著地進一步加劇。前者主要指的是，從2016年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發布“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謂的“裁決”到10月21日美國導彈驅逐艦“迪凱特號”駛入西沙群島島礁附近水域為止，美國在長達三個多月時間里沒有進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動”；而中國從2016年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開幕前夕以來，在南海區域未有新的重大的擴島行動和部署軍事裝備措施，而且還積極而審慎地與菲律賓改善關系，加強就形成“南海行為準則”與東盟的對話和磋商。可是，與此同時，中日在東海的軍事緊張和對峙顯著加劇。特別是，一方面，中國四十余架各類軍機集群飛越沖繩與宮古海峽之間的空域，而日本航空自衛隊軍機緊急升空以監視中國軍機幾個月來急劇增長的次數，創下歷史新高；另一方面，中國海軍部分主力戰艦幾次穿越靠近日本本土的若干國際海峽，前往日本背面的西太平洋，引起日本航空自衛隊的空前警戒。盡管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使未來的中美關系和日美關系都不確定，但中國與日本至少到前不久為止，似乎都不準備調整彼此間的戰略對抗和軍事對峙態勢。這方面的較新事態是：2017年“3月2日，中國海軍航空兵轟炸機、殲擊機、警戒機等多型多架飛機，經宮古海峽赴西太平洋某海域，與航經該海域的海軍遠海訓練艦艇編隊進行了實兵對抗演練。日本防衛省消息稱，飛越宮古海峽的是推斷為戰機和轟炸機等的中國軍機共13架，日本航空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應對。作為緊急升空對象的外國飛機數量為存在統計數據的2003年以來最多。”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以朝鮮威脅加劇為理由，以美韓開始在韓國部署必定損害中國戰略威懾力的“薩德”反導系統為助力，在積極考慮將日本的反導系統升級，包括在日本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另外，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17年4月14日報道，日本航空自衛隊戰機在截至2017年3月的一年緊急升空1 168次，遠超1984年冷戰巔峰時期創下的944次紀錄。其中，針對中國戰機接近日本領空的起降多達851次，比上一年度增加280次。在中國的戰略/軍事活動范圍顯著和迅速的持續擴展之外，“這被視為與中國關系日益緊張的一個跡象。”
需要著重考慮和討論中國當前在中日關系中的主要任務，這事實上基于一個前提：中國已經大體上擁有根本的或最低限度的手段去對付或反制日本軍事權利和軍事實力升級這一危險趨向，因為中國的戰略性軍力已經急劇增強，而且肯定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如此。在這前提下，一個有自信的中國應當盡可能進一步穩定目前的中日關系，繼續緩解對抗，防止中日間軍事沖突，同時依靠緩解對抗來阻滯日本行進中的解禁集體自衛權進程，爭取日本未來少在美國推進下干預東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熱點問題。中日之間至少應當繼續進行非正式的最高級會晤；中日高層外交渠道（副外長級或外長級的）必須予以規制化和擴大，必須增加頻度，并且產生切實的重要成果；應當有軍事對話甚至是軍事談判，特別是為了危機預防和危機管控，因此它們必須足夠頻繁和具體地進行。不僅如此，還要適當地減少釣魚島水域定期巡航的頻度，嚴格管控和實質性減少空中對抗，并且爭取建立相關海域軍事演習彼此通報制度。
非常值得注意、也令人懷有恰當的希望的是，中日關系最近出現了可能較迅速和較大幅度地改善的重大跡象。在日本政府改變原先有關立場、做出肯定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明確表示之后，習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16日會見代表日本政府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指出中日雙方應該在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基礎上，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改善兩國關系。不足兩周后，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在東京附近神奈川縣舉行數小時會談，提出當前中日關系既面臨新的機遇，亦存在突出挑戰，日方在歷史和臺灣問題上應言而有信，按規矩辦事，在南海問題上則應謹言慎行。可以認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兩國政府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確定的有關軌道，中日兩國間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級互訪和會晤在不久的未來就很有可能實現。
然而如上所述，中日雙方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繼續保持“雙軌”方針，在有限地（哪怕較大幅度地）改善雙邊關系的同時繼續戰略上和軍事上的競爭和對峙。中日關系的結構性緊張態勢將長期存在。就此，審視當今、回顧往昔，不能不想起古希臘兩大強國——雅典和斯巴達——為競爭更寬闊的“戰略空間”爭斗數十年，而這爭斗雖然不無重要的延宕和緩解，但逐漸地愈演愈烈，乃至最后導致全面沖突。中國應當記住雅典——雅典愈益嚴厲的、對斯巴達的若干盟友或“親戚”的懲戒行動最終迫使斯巴達宣戰。與此同時，日本應當記住科林斯——斯巴達的最重要盟邦：對大沖突的爆發，它為通過武力鉗制雅典權勢而對斯巴達行使的煽動和壓力起了重大作用。類似的危險確實已經浮現在地平線上，必須阻止它加劇到泛濫地步。
二、中韓關系的戰略安全形勢和要求
美國在韓國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御系統（“薩德”反導系統）的原因已經得到廣泛的評論，但還需要談論一些被多少忽略的方面。韓國政府同意美國要在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敦促，與中國在2016年1月初朝鮮進行第四次核武器試驗往后約兩個月里對朝鮮行為的反應方式相關。其時，在聯合國安理會內，美國提出了新的對朝制裁決議草案，它與先前四次安理會關于朝鮮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的制裁決議相比，是“革命性的”，主要因為美國要求的聯合國制裁已不限于朝鮮的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而是擴大到將許多與之僅僅間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納入制裁范圍。這是個空前廣泛的制裁決議案，倘若通過就勢必損害——特別在中國看來——中國與朝鮮的合理交往和無害貿易。原本對中國來說，最有利的局面是堅持安理會決議原則上如同先前各次，只是以更大的力度去制裁朝鮮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不同意在此之外急劇擴大制裁范圍。或者說，寧愿安理會決議進一步推遲產生，也要勸使和迫使美國讓步，以便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系方面的靈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鮮經久對華敵視，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鮮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亂，或者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同時，中國可像2013年上半年那樣，“單邊”和自主地對朝鮮某些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間接有關的項目、機構和活動施行對朝制裁，它們可以因形勢和需要的變化而自主地予以緩解、暫停或結束。然而，美國以及韓國方面此次決心空前，強烈堅持，因而中國在朝核問題上受到的美韓壓力亦屬空前。于是，中國政府沒有采取原本最有利的做法，而是到2017年3月間經過長時間抵制而突然大幅度讓步，大體上接受了美國的“革命性”制裁要求。可是，這對愈益相信朝鮮核武導彈威脅嚴重加大、愈益焦躁和對華失望的韓國政府來說，已為時過晚，從而定下同意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心。了解這一點，有利于把握問題的復雜性，或許也有利于持久地爭取“解扣”的努力。
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定必定引發中美戰略武器競爭的一個新的重要方面。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戰略對立的愈益廣泛和深刻，世界已經看到關于西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軍備競爭顯著浮現，涉及海上、空中、網絡空間、甚至外層空間。在韓部署的“薩德”反導系統特別因為其先進雷達，將嚴重傷害中國現有的對美戰略威懾能力，因而中國不得不以幾種很可能的方式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戰略核力量，以便維持中國戰略威懾的可信性。
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定幾乎必定遲早改變中國對朝鮮政策以及中朝關系的總體考慮。中國政府幾乎必定遲早傾向于就中美戰略競爭和軍事對立的顯著加劇和擴展而局部地重新考慮朝鮮問題。特別在美韓兩國決定在韓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新形勢下，中國應當也遲早頗有可能重新回到關于半島的一大地緣政治概念，即朝鮮是中國的一個“戰略安全緩沖區”，意味著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容許美國和美韓同盟在軍事上控制朝鮮半島北部。
東亞西太平洋戰略形勢的變動有時異常快速和急劇，給力求盡可能平衡中國關于朝鮮和朝鮮半島的諸項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增添了更多的困難。當前，美韓兩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決定導致中國強烈憤怒，因為這實際上代表多年以來韓國政府首度允許美韓軍事同盟局部地針對中國，何況如前所述它傷害中國現有的戰略威懾能力。然而，如果在強烈憤怒之下施加過重壓力和使用過狠的施壓方式，那就很可能激起中國更加難以克服的韓國輿論反彈和政策反彈。韓國保守派的首要輿論喉舌之一《東亞日報》已在號召“不在中國就‘薩德’的報復面前屈膝”，強調進一步強化美韓軍事同盟，暗示從對付中國的目的出發大幅度改善與日本的關系。后者被當做韓國的榜樣，因為“日本在2012年就‘尖閣群島’的領土爭端期間由于中國的廣泛報復而受了大規模損害，但盡管如此，它仍決絕和堅毅地做出反應。東京強化了它與華盛頓的紐帶，增進了它的軍事能力，為的是抑制中國。”更為重要的是，爭取和維持韓國——哪怕是一個部署了“薩德”反導系統的韓國——對中國的基本或起碼友善這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關系到防止和制止半島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重大戰略/軍事堡壘。就此可以說，朝鮮半島南部也應當在長遠意義和客觀上構成中國的“戰略安全緩沖區”。中國對韓國不要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除非絕對必要就不主動損傷中韓關系多年發展造就的每一項已有的重大成果。這關乎中國的總體利益和長期的重大利益。
在韓國政局的劇烈變動中，可稱為“激進自由派”（radically liberal）的文在寅經選舉大勝而出任韓國新總統，給改善中韓關系提供了契機，也給爭取解決中韓兩國間的“薩德”反導系統爭端提供了可能性。習近平主席在文在寅當選后迅速致電祝賀，并且強調中韓是重要鄰邦，中方愿與韓方一起加強合作，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盡管由于諸種重大內外因素，特別是韓國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和美國一直堅持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取消在韓“薩德”反導系統對文在寅總統來說難上加難，但他畢竟已暫定部署進程，并且以堅持國會審議而造就了翻轉整個事態的可能性。當然，這可能性一開始就頗有限，而且在朝鮮2017年7月兩次從事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后大大減小，甚或臨近于無。中國在繼續堅持強烈反對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同時，可以改變一個不正常和不合算的局面，即中韓關系整體成為單獨一個爭端問題的“俘虜”。如上所述，爭取和維持韓國——哪怕是一個部署了“薩德”反導系統的韓國——對中國的基本或起碼友善是中國的持久的重大利益。必須記住：情勢多變，利益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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