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奧古斯都降下旨意，叫全天下人都繳上稅來。”
近幾個月的事態極為驚人：長期不堪重負的美國公眾，愈來愈強烈地反抗政府增加稅收。美國社會當中，無論個人、企業還是組織，要么通過商品和服務銷售，從消費者那里和平自愿地取得收入，要么依靠支持者的自愿捐贈取得收入，而唯獨政府仰仗橫征暴斂取得收入。美國人民對于苛捐雜稅愈來愈多的抵制，是令人鼓舞的變化。
政府，不懈追求更多更好的贓物，盡其所能地對一切事物采用不盡其數的方法征稅。其座右銘可謂：“凡動者，皆稅之！”
在這片土地上，每一份收入，每一次活動，每一項財產，每一個個人，都遭遇一連串的課稅，無論直接還是間接，有形抑或無形。這自然不算什么罕事；變化在于，政府在斂稅道路上的加速行駛，開始迎頭撞上美國公民的抵制。
能夠公然地從每個人的收入當中取走一份，故而成為政府心頭最愛的所得稅，在美國已經達到其政治上的極限，這可不是什么秘密。如今，窮人和中產階級背負如此沉重的稅收，以致于聯邦政府，尤其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敢進一步地強取豪奪。
憤怒的納稅人，畢竟很容易成為憤怒的選民。去年11月，政客意識到選民有多么生氣，全國各地群情激昂地否決了擬議的債券發行，即便是擴建公校這樣長期籠罩神圣光環的目的。
紐約的勝利
最令人振奮的例子——這才是向我們大家展現自由美國的希望所在——發生于紐約，在得到大量資助及蠱惑人心的電視廣告的慫恿下，兩黨的諸政治領袖，敦促選民支持交通公債的發行。然而，壓倒性多數的反對讓公債發行徹底泡湯——這對所有的政治家來說，是一個深刻而有益的教訓。
現在普遍認為，最終來講，財產稅（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倚靠，正如所得稅之于聯邦政府）對全國房產具有毀滅性的影響。財產稅妨礙房產的改良和投資，把無數美國人趕出自己的家園。以紐約為例，財產稅導致了放棄產業現象的急劇增長，結果導致了破敗不堪的貧民窟。
總之，政府已經達到了其課稅的上限；對于稅負的進一步增長，人們終于有力地吐出了“不”字。掠奪成性的政府打算怎么辦？我國的“經濟學家”，大多是渴望成為擴張政府權力的工程師，他們已有計策在手，施展妙手回春，挽大政府于危難。
他們指出，所得稅和財產稅過于明顯和直觀，普遍遭人憎惡的銷售稅與消費稅，這些面向特定商品征收的稅，也是如此。那么，為什么不嘗試一種完全隱蔽的稅收，消費者或一般美國人，根本無法將其識別或確定為憤怒的對象？正由于這種美妙的隱蔽性，尼克松政府欣喜若狂地推出了“增值稅”（VAT）。
偉大的個人主義者弗蘭克·喬多洛夫（Frank Chodorov），曾任《人間事》（Human Events）雜志（注：一份著名保守主義雜志）編輯，十分清楚地解釋了政府隱蔽征稅的渴望：
“并非根據產量大小，被征多少也難以確定，這使間接稅[增值稅]在國家掠奪計劃中出類拔萃。它最值得稱道的特性就是詭秘。可以說，它正處于運作之中，而犧牲者卻毫不知情?！?/p>
那些盡全力賦予稅收道德光環的人，被迫解釋政府在商品價格中隱含稅收的煞費苦心。
從本質上講，增值稅是一種國家銷售稅，按生產及銷售的商品及服務的比例征收。但其受到青睞的隱蔽性源于這個事實，即增值稅是在生產過程的每一環節征收：農場主、制造商、各級批發商，唯有對零售商稍輕一點。
不同的是，當一位消費者對他的每次購買要付7％的銷售稅，他會怒不可遏，憎恨的矛頭直指掌控政府的政治家；但如果7％的稅是隱含的，由每一家企業而非只在零售環節支付，不可避免的漲價，就不被歸咎于理應指責的政府，而被歸咎于貪婪的商人和工會。
當消費者、商人和工會，都如同死對頭般把漲價歸咎于對方時，政府“爸爸”則保持著崇高的道德純潔性，加入對所有這些團體“引起漲價”進行譴責的合唱當中。
現在不難看出聯邦政府及其經濟顧問對于增值稅新計劃的熱忱。它允許政府從公眾那里提走更多的錢——帶來價格上漲、生產萎縮和收入減少——卻全然不受非議，政府可輕易找到合適的企業、工會及消費者充當替罪羊。
簡而言之，增值稅對美國公眾而言，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巨大騙局，因此不讓它通過，是至關重要的。否則，這會再度給大政府的掠奪成性延長壽命。
增值稅的賣點之一，是應該用它來取代財產稅，來完成資助地方公立學校的首要任務。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沉重的財產稅負擔哪怕減輕一點，聽起來都是不錯的。
然而，但凡熟悉政府或稅收史的人，都應該知道這類承諾埋伏著陷阱。好比我們現在都應該知道，稅收永遠不會下降。政府不饜追逐財路，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項稅收來源。
你我都清楚，財產稅，即便不再資助學校，也不會真的有所下降。它只會被挪用到地方政府其他代價昂貴但毫無價值的蠢事上面。我們還清楚，增值稅不會長期局限于資助學校；其巨大潛力（10％增值稅將帶來約60億美元收入）對政府來說實在太過誘人，不可能不把它用到極致，借新政擁護者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名言：“我們要征稅再征稅，花錢再花錢，選舉再選舉?！?/p>
現在，讓我們更深入地鉆研增值稅的具體性質。給定稅率（尼克松政府的建議是3％），不對零售業而對每個生產階段的銷售課稅，企業從其納稅義務中抵扣含在前一階段購買中的稅收。因此，它作為一種銷售稅，隱含在從農場、礦場直至零售商的每個生產階段。
“累退”稅
最常見的批評是，增值稅有如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大部分落在窮人及中產階級身上，其繳稅占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富人。這是一個正確和重要的批評，尤其在中產階級已不堪重負之時。
尼克松政府建議采取所得稅退稅，以減輕窮人的負擔。這樣做固然可以減輕窮人的稅負，但對于繳納大部分稅收的中產階級，無論如何都于事無補。
此外，退稅計劃更有害的缺陷是：一些窮人會從美國國稅局獲取現金，從而在私底下帶來災難性的保障年最低收入原則（FAP，即家庭援助計劃）。
除了它的隱秘性以外，增值稅在許多方面遠比銷售稅更惡。首先，增值稅的倡導者認為，既然每家公司及生產的每個階段，都會按比例為生產“增加的價值”繳稅，從頭至尾就不會再有不當分配的效應。
然而，這忽略了一個事實：每家企業將負擔政府的大量記賬及征收成本，必然推動商業體系的“縱向合并”以及競爭的削弱。
例如，假設原油廠增加1,000美元的價值，煤油廠又增加了1000美元的價值，簡單起見，設增值稅率為10％。從理論上說，公司是獨立還是“合并”沒有什么區別。在前一種情況下，每家企業將向政府支付100美元；而后一種情況下，合并企業向政府支付200美元。然而，這個令人寬慰的理論，忽略了記賬和征收的巨大成本。如果原油和煉油企業并成一家企業，成本會因一次繳稅得到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