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隨著美國拋出“印太戰略”、重塑印太軍事布局，印度洋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新熱點。作者認為，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是西方海權國家意欲絕對控制的海域。對于中國而言，要充分發揮傳統的陸權優勢和獨特的海權優勢，一方面把經營大西部作為對內穩定華中地區和對外謀劃印度洋的戰略基地，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據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新特點，將以印度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點一面”戰略改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點”是緬甸、印度和伊朗三個戰略支點。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底線與極限：喜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

從軍事上看，印度擔心的是通往印度的兩個陸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點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賽欽，東面通道的制高點就是中國藏南地區的察禺至墨脫一線。除此，幾乎沒有可供大部隊順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們，就是想控制這些關鍵地帶。

印度地形的特點是北面易進難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難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類還沒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紀，從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勢力進去如不能當統治者就只有做奴隸，二者必居其一。

明乎此，當年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想用印度誘使斯大林與之為盟，為斯大林所拒絕的原因。這個經驗對于我們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鑒意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進容易的優勢，卻忽視了不易收回的劣勢。軍事進攻猶如拉皮筋，不怕拉長，最怕的是收不回來。退不回來的進攻一定是最失敗的進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對印政策上，還有三個很有學問的人走到印度邊上都止住了腳步。第一個是亞歷山大，他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他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后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后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第二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書載，1222年，被蒙軍打敗的花子剌模殘部在札蘭丁的帶領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岸邊逃去，企圖渡過申河，逃往印度。”但當成吉思汗大軍追至印度河邊時卻停下了。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丘處機跟他講了什么?書上說給他講養生，其實是借講生命成長的原理講戰略哲學。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是關于國家養生的學問。那幾晚的深談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著就劍指中原。

第三個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說：“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當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不是占據，而是守住，不是如何進攻，而是進攻后是否能撤回。

毛澤東利用同期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巧妙地避免了美蘇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衛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于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么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像克里米亞之于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于堅守，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并由此擴大和延長中印沖突的規模和時間。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開始而是怎么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戰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日俄“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匯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到長岡說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日本總長這句話對于我們今天的戰略學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都贏在利益達到最大化時迅速結束戰爭。

我們看中印之間的地形，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它與曹操“ 得隴不復望蜀”、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智慧，曲異而工同。其目的不僅僅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們的戰線過于深入并被尼赫魯拖住，那形勢就會逆轉。但毛澤東指揮的出神入化，沒等印方緩過神來，戰事已于我們完勝而結束。當時毛澤東在全國布局上是在東部采取攻勢，在西南采取守勢，長守中有短攻(類似的還有珍寶島對蘇自衛反擊戰、西沙對南越自衛反擊戰等)，短攻是為了長守的勝利。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贊嘆。到現在中印邊境相對穩定。如果當時我軍向前再推進幾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臨的后果就不是難以為繼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當年紅四路軍在新疆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遭遇，除非我們將全國的資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這對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同時又處在美國包圍和經濟制裁中的中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的勝利體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哲學，其戰爭的規模和結果都根據目的受到嚴格的限制，若是將這場沖突打成一場無限的戰爭，我們就不好辦了。那樣，我們的進攻優勢就會轉為不惜代價死守的劣勢。在這場戰爭中，毛澤東著力不多，其結果卻是有聲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筆者到印度去留學，關于北方安全，印度學者說得最多的就三個詞，“克什米爾、巴基斯坦、中國”。印度學者一天到晚念叨，說明心有余悸。

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的地理優勢，卻不具進攻后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但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沖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分擔抵御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后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

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沖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漢王朝直接發生過戰爭嗎?似乎沒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說“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這里。

但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放松警惕，絕不是這個意思。你準備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戰爭，也要抓關鍵點。藏南——印度稱之為“阿魯納恰爾邦”——無疑是中國的領土，這沒有問題，與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邊境線不等于國家間力量較量的“等壓線”，而認識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則是處理國際邊境矛盾的理性前提。

目前看，中國和印度間的力量“等壓線”也在藏南這片所謂的“爭議區域”，它的變動目前不取決于雙方施加的力量而取決于雙方各自力量因國內政治變動——比如印度或中國某一方自己有了內亂或裂變及由此造成內部塌陷——所引起的變化，那這條等壓線就會向虛弱的方向推移。這樣的結果在中國和印度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未來再現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們既要看到藏南一帶的爭執，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對比和布局。東吳為貪荊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訓，在處理中印雙邊關系中，雙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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