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的投資教訓

確實，只問投資而忽視治理，在世行和亞行以往的經歷中有著特別慘痛的教訓。對于一個治理結構不良的國家來說，大筆資金的涌入有可能對投資者和投資對象國帶來雙重的消極后果。

消極后果之一是刺激腐敗。過去數十年時間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援助機構，世界銀行扮演了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凈水系統、教育機構、通訊設施等進行投資建設的角色，很多人因此受益。但問題是，相關的項目資金卻難以監管，非生產型公共消費大增，讓這些國家的腐敗情況更加嚴重。世行2014年的報告顯示，有高達85%的援助資金被挪用，而非按照原計劃發揮作用。

消極后果之二是加速貧富分化。本來亞行和世行的貸款是為了提升窮人的競爭力。但由于這些國家本身的制度設計是排斥窮人的，所以從項目中受益的往往是精英階層。而貧富鴻溝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更加突出。有數據顯示，從1970年到1998年，經過28年的不斷援助，非洲的貧困率從11%迅速飆升到66%。

消極后果之三是造成“援助依賴癥”“世行依賴癥”。即治理水平過低的國家會因過度依賴援助而自身造血機能退化，經濟發展無力。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依賴援助的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負數。離開國際社會的援助，這些國家可能一夕之間就會垮下來。這可能是國際援助史上最大的教訓了。

治理水平決定投資效益

事實證明，那些接受世界銀行貸款而運作良好、回報率高的國家，如中國、博茨瓦納等，本身擁有足夠的治理能力，因此才能將外來資金真正化為發展的動力。也許中國人自己認為自己的治理水平不怎么樣。但實際上就目前的治理水平來說，中國已經被認為是世界銀行最大和信譽最好的客戶了。到2003年上半年之前，世界銀行已經為中國245個項目提供貸款大約366億美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巨大。而中國的發展也成為世界銀行在過去主要的“政績”之一，雙方皆大歡喜。

相比較而言，比中國的治理水平更差的國家有的是，那就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了。有曾在世行工作的朋友就抱怨說，在印度就連買個火車票這樣的事情都要向基層官員行賄，雖然印度的火車票價很低，但幾乎每走一步都要涉及到賄賂的問題。他認為還是中國的火車站服務好，按價交錢就能買到票。有在非洲投資的企業，中方經理與本地員工奮斗了一年，最終連員工上班遲到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在這樣最基本的治理能力缺乏的投資環境里，資金最終會去向何方，究竟能不能起到幫助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這也是世界銀行和亞行一直將投資對象國的治理水平作為投放貸款前提條件的原因。當然，這樣做是不是剝奪了這些國家發展的機會，則是另外一個被熱衷討論的問題。但畢竟，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所言，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稀缺的不是現金，而是有能力的政府。

而這個環節正是亞投行可能面臨的問題和風險所在。以往中國自己的對外援助向以“絕不附帶任何條件”“不干涉內政”而著稱。經濟學家費恩波姆發文稱，中國的貸款從不過分關心減少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營公司的條件；它通常要求受援國家，購買中國產品或者雇傭中國工人。確實，只提經濟條件、不設治理前提的投資，有可能摧毀世行在過去幾十年里用慘痛教訓所構建起來的投資防火墻，甚至讓這些國家敗壞的治理水準雪上加霜。這正是外界對于亞投行的投資模式最為質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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