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戰犯鐵證如山外，中方人員潦潦草草搜集的證據，在當過法學院系主任的科寧漢姆（Owen Cunningham）等人面前幾乎不堪一擊，用梅汝璈的話說就是：“所有的漏洞都被他們找出來了。”倪征燠目睹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存出庭作證時，指控日軍“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辨方律師當場要其出示證據，秦回答沒有，結果“被斥為空言無據，幾乎被轟下證人臺。”秦對此非常惱火：“哪里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戰犯審判我們！”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向哲浚向國內告急，請求支援；倪征燠則趕緊帶團隊回北平搜集證據，但此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戰火紛飛，各地交通受阻，他們的工作變得極其艱難。自鴉片戰爭以來，由于不了解或者不重視國際法，中國的國家利益一再受損，而這無疑又是一次慘痛的教訓。顧若鵬感嘆到，東京審判對于中國，原本是一個尋求正義、同時參與建立國際法的絕佳機會，但由于各種原因，它最后被白白浪費了。

雖然第一批25名甲級戰犯最終得以正法，但卻耗時兩年七個月，倪征燠說：“由于對這第一批甲級戰犯審判如此之久，人們不能想象如何還能再進行對第二批或第三批甚至第四批的戰犯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就在1948年年底解散。”東京審判結束后不久，國府也兵敗如山倒，如何保住臺灣并反攻大陸成了國民黨的頭號任務，懲罰戰犯伸張正義則變成完全次要的了。

于是那些被國府無罪釋放，回到日本的戰犯們在1949年前后迎來了職業生涯的第二春。首先是已經生病住院的岡村寧次，面對國民黨代表邀請他幫助國軍的請求，他一口答應。很快，一個由前高級軍官組成的日本軍事顧問團成立，其主要成員除了岡村外，還有澄田賴四郎、小笠原清、十川次郎等。組織的第一任負責人，是擔任過駐朝鮮日軍參謀長的富田直亮，他當時的中文化名是白鴻亮，所以顧問團也就被命名為“白團”。

“白”與“赤”相對，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它的主要任務是為國民黨訓練軍隊，保衛臺灣并反攻大陸。白團的軍事學校和訓練營設在臺北北投，離陽明山行宮不遠，所以蔣介石常來視察。但已經有了美國軍事援助的蔣，為什么還要尋求日本人的幫助？因為在他看來，臺灣反攻大陸的最大阻礙是缺兵、缺錢、缺物資，這和1931年前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比起地大物博、兵源充足的美國，日本以小博大的經驗對于臺灣來說更具參考價值。更何況國父孫中山鬧革命時，也有宮崎滔天、平山周等日本志士追隨左右，所以只要為我所用，即使戰犯亦有何不可？

而對這些日本軍官來說，加入白團不但能改善生活，還可以暫時忘卻戰敗的痛苦，找回自我價值。他們堅信，國軍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中全殲來犯的解放軍三野第十兵團共軍，正是他們的訓練起了效果。但顧若鵬卻指出：“中央情報局的記錄顯示日本方面的幫助其實沒有多大作用。”中共方面的資料也顯示，金門海戰的慘敗，根本原因在解放軍不諳海戰，過于輕敵，不但算錯了潮汐時間，而且登陸時還恰逢金門守軍換班，結果遭到了雙倍炮火的攻擊。

但正是在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中，日本軍人感覺“他們二戰時為之奮斗的目標，并沒有完全失去”。1952年盟軍的占領結束后，日本對于戰爭罪行的定義和態度開始發生改變，最主要原因固然是美軍對日本戰犯的大幅赦免，但“很大程度上也與白團的存在有關。”白團雖小，但卻延續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星火。在北投這個無人注意的角落，常響起日本軍官訓斥下級慣用的“八嘎”（ ばか）聲，這讓經歷過抗戰的國軍士兵感到非常憤怒，其中一個回憶道，當他聽到這個詞的時候：“當年受害者的臉，便在眼前浮現。”

中共對手下戰犯的處理方法與國民黨有明顯不同。在新政權看來，重要的不是用西方那套法律程序給戰犯們定罪量刑，而是讓他們發自內心地懺悔認罪，把他們改造成新人，以此顯示共和國政權相較于民國政權的巨大優越性。不妨套用那句著名的話：“舊社會把人變成了鬼子，新社會把鬼子變成了人。”換句話說，這就是把黨內延安整風運動中審干、批斗、搶救失足者的優良作風應用到戰俘營里來。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日本戰爭罪行與中國審判：誰讓旭日旗再度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