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日恩怨：當旭日旗再度飄揚

1945年8月，在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戰敗后不久，日軍中將澄田賴四郎去向國軍將領閻錫山投降。走之前，他往口袋里藏了些氰化鉀，準備一旦被當成戰犯抓起來，就用它自行了斷。但他很快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山西王”非常有禮地接待了澄田，寬慰他說，雖然戰敗很不幸，但日本很快會恢復強國地位的。對于留在山西的六萬日軍，閻錫山的非常希望將其納入麾下。一些日軍將領得到了提拔，他們可以寫信或寄錢回家，甚至還能娶中國妻子——為了讓日本兵死心塌地效忠自己，閻鼓勵他們這么做。

9月9日，侵華日軍投降儀式在南京正式舉行。日方代表是陸軍大將岡村寧次，中方代表是何應欽，兩人有一層特殊私人關系：都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后來岡村在回憶錄中寫道，那天他在步入會場后發現好幾位中方軍事人員是他的校友，心情瞬間輕松了不少。整個儀式進行得很順利，照片見報后，很多人注意到何應欽在受降那一瞬間站了起來，稍微彎了一下腰，用雙手接過文書。但作為戰勝方，他本應端坐著，讓岡村低頭彎腰，自己單手接過便是。

何應欽的“還禮”引發了很多猜想。但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有一點可以確定，即當時日本帝國雖然已戰敗，但它在亞太廣大前殖民地的殘余勢力卻不容小覷。總計有近650萬日軍及家屬滯留海外，其中滿洲國約120萬，中國大陸約150萬；中國的交通運輸線、大城市、軍火庫很多還控制在日軍手中；一些殺紅了眼的日本士兵不聽號令，還在繼續做無謂的戰斗。更重要的是，國共兩黨都清楚，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目標的達成，內戰變得不可避免，頭號敵人此時已經不是日寇，而是對方。

在新書《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爭罪行與中國審判》（Man to Devils, Devils to Ma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里，劍橋大學副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分析二戰結束時中國的對日態度道：“無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都沒有積極地尋求向日本復仇。因為無論國際形勢還是迫在眉睫的內戰，都不允許他們放棄從以前的敵人那里尋求支持。國共兩黨都需要日本的援助，幫助他們奪取大陸政權。”整本書試圖證明，正是利用中國人的內部矛盾，借著美蘇冷戰的東風，日本軍國主義才沒有像納粹那樣徹底滅亡，而是茍延殘喘下來，整整七十年后終于死灰復燃，讓旭日旗再度飄揚。

雖然都要拉攏日本，但國民黨這方面的需求無疑更迫切。因為中共在廣大淪陷區的根據地已經營多年，可以方便地接收日軍裝備，大幅度提升戰斗力的同時搶占地盤。國府則蜷縮于西南一角，正規軍被山川阻隔，敵后白色游擊隊力量又遠遠不如紅色游擊隊——若論紙面整體軍事力量對比，國軍固然有壓倒性優勢；但論最關鍵的淪陷區的局部力量，共軍其實更勝一籌。這也是為什么在抗戰結束后，國民黨要一反其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一邊說著“以德報怨”之類的臺面話，一邊沒有底線地與戰敗日軍合作。

岡村寧次這時就派上了大用場。投降儀式后不久，他就被授予“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長”的職務。湯恩伯、白崇禧、陳誠等國軍將領與他頻繁會面，共同商討“防共”問題。岡村也積極報效，借助自己在日軍中的影響，盡可能地把武器裝備轉交給國軍，避免共軍染指。他的表現得到了國民黨高層的一致認可，何應欽贊揚道，雖然他以前是敵人，“現在卻是可以成為信得過的朋友。”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后，李宗仁和湯恩伯聯名發電報要求不要給岡村定罪。于是國民黨就故意把岡村扣留在上海，對美軍將其引渡至東京受審的要求置若罔聞。

但像岡村這樣有極大利用價值、又愿意合作的戰犯畢竟不多，對于大部分雙手沾滿鮮血的侵華軍官，國府還是咬牙切齒地要把他們送上絞刑架的。東京審判開始后，倪征燠回憶道，國府滿以為這只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里還需要什么犯罪證據”。但當倪和梅汝璈、向哲浚、鄂森等中國律師到達東京后，才發現自己錯估了形勢。盟軍嚴格遵循證據法和程序正義原則，給每位日本被告都配了一個日籍辯護律師和一個美籍辯護律師，“正當中國提出主要的控訴事實時，美國辯護律師利用英美訴訟程序，多方進行阻撓留難，使中國檢察方面工作處于很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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