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錯誤決策和指揮，將西路軍逼入絕境。當西路軍在困境中求援時，毛不僅全無實質舉措，反而指責“缺乏自信力”、政治紀律無“轉變”，與“群眾的關系不好”。西路軍于倪家營子等地長期苦戰而不能扭轉戰局，希望到外地尋機脫困時，又遭到了毛澤東和張聞天嚴辭強令制止，并與所謂“過去所犯政治錯誤”掛鉤。(《長征時期》第945頁)毛澤東要求西路軍“固守五十天”，(《長征時期》第950頁)要求“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斗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滴血”。(《長征時期》第947頁)實際上就是害怕西路軍投敵，死得太難看。在西路軍于三道柳溝被敵緊緊圍困，遭敵分隔，斷糧絕水，命懸一線時，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歷數過去“成立第二中央”錯誤，痛批西路軍現在“又發生這種錯誤”，強令要求“深刻檢討”、“徹底揭發過去與現在的錯誤”，同時策動張國燾致電夾擊。(《長征時期》第960、961頁)3月14日西路軍于突圍中兵敗。17日“中央及軍委”致電給西路軍定性“機會主義的路線”和“一貫違反中央及軍委指示”。(《長征時期》第969頁)
以上就是決定西路軍生死存亡命運的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也就是紅四方面軍由盛到衰、西路軍由生至死的關鍵節點，每一個節點上都開著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道門：一道是生門，一道是死門。徐向前的計劃和主張，是西路軍的生門;而正是毛澤東的錯誤指揮，將西路軍引入一道又一道死門，并最終推進覆滅的深淵。
為什么說徐向前開的是生門呢?從本質上說，徐向前的計劃和主張，表現的是集中兵力、迅速進兵、避實擊虛、揚長避短、取敵要害、速戰速決，從而牢牢掌握作戰主動權的基本特點，它既是弱小之軍外線遠距離作戰的必須遵循，又符合戰爭基本規律和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同時又在整體與局部、河東與河西、當前與長遠、戰爭與談判等問題上深刻體現了軍事戰略指導的辯證法，有這樣的作戰指導，必然是另一種結果。徐向前說：“西路軍過了黃河，如果不在一條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據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勢會大不一樣的。一是有飯吃，不挨餓;二是有衣穿，不挨凍;三是有槍炮、彈藥補充，有廣闊回旋余地。說實在話，西路軍只要有個炮兵團，馬家軍再增加一倍，都不夠我們打的。西路軍先打到西邊，取得補充，立住腳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敗的，至少也不會敗得那樣慘。”(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522-523頁)又說：“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557頁)
西路軍失敗是一場大悲劇。面對悲劇上演，往往存在三種人：一是悲劇落幕之后才知是悲劇，此為常人;二是悲劇落幕之后仍不覺是悲劇，此為庸人;三是悲劇未曾開幕即知是悲劇，此為明白人。那么，徐向前屬于哪一種?明知眼前是一場悲劇，卻無能阻止悲劇的發生發展，屬何等悲何等哀者也。
文/夏宇立 來源：共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