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越共十一大前后，上述各種主張死灰復燃，斗爭依然激烈。盡管越共對外一直宣稱十一大是“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但在 2012 年1 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就明確指出黨內存在部分人公然與黨組織唱反調的現象，存在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的危機。決議指出，在新時期下，越南共產黨不但繼續面臨貪污腐敗的嚴重挑戰，而且不少黨員由于受到西方“和平演變”的影響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在思想上已經“自我演變”和“自我轉化”，這些現象危及到了政權的穩定。⑦
在派系方面，由于地理結構和歷史的原因，越南政權自古以來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834 年，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晈將越南分為“三圻”。越南人民抗法時期，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別建立起各自的組織。1929 年前后，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出現印度支那共產黨、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和安南共產黨三個組織。1930 年 2 月 3日，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這三個黨舉行會議，經與會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產黨。因此，一開始黨內就形成南、北、中三派。革新以來，尤其是 1991 年越共八大杜梅任總書記以來，越共權力核心“三駕馬車”的組成沿革為一種格局，即最高領導分別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構成。其中，黨的總書記基本上由以河內為中心的北方人擔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 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鄉人; 政府總理為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經濟工作。近十多年來，隨著越南民主化進程加快，國會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國會主席也進入權力核心構架，形成了“四架馬車”。這一現象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存在著“南北黨派”現象。一般而言，北方派為傳統的社會主義派，對改革持謹慎態度，與中國較為親近; 而南方派則為較激進的改革派，傾向于效仿西方。然而，這種以地域為標準來劃分的派系似乎有淡化的趨勢，轉而為革新以來新形成的利益集團所驅動。
盡管越共領導層的表現與爭奪越共十二大新的權力地位有直接關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領導人都表現出與中國拉開距離，而逐漸與美國走近的傾向。
( 四) 黨員干部政治素養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貪污腐敗現象難以消除
隨著革新的深入，越共黨員干部戰斗力不強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越南共產黨通過對實踐的總結認識到，黨員干部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學習和認識不夠深入，導致不少黨員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淡漠，缺乏政治素養和戰斗力; 另一方面，越南的社會主義政治系統是在抗戰時期建立起來的，主要任務是滿足戰爭時期的需要，在轉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而此后又實行了長期的官僚包給制，因而一些官僚遺風難以消除，在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就必須要改革。此外，廣大黨員干部隊伍在過去30 多年集中精力應對戰爭和民族解放，因而跟不上當前科技發展的需要，缺乏社會和經濟管理經驗。⑧而目前新上任的中高層干部，不少是從西方和國外學習回國，在業務和專業能力上有了明顯提高，但這些人中有些明顯受到西方理論和思潮的影響，對于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干部腐敗問題成為難以根治的“國難”。日漸突出的腐敗問題在越共十大上再次敲響了警鐘。為了加強反腐工作的力度，2006年 8 月，越南國會常委會批準成立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并由政府總理阮晉勇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然而，自 2006 年以來，越南的貪污腐敗問題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嚴重和突出，群眾不滿情緒更加明顯。在越共十大到十一大的五年時間里，越共一共處分了近四萬名問題黨員，包括12 名越共中央委員。近年來，越南交通部長巨額貪污案、越南船舶工業集團和商業銀行等國有集團公司管理層違規經營導致數十億美元的重大損失案曝光，震驚越南，牽涉到多名高官。在2012年舉行的十一屆國會第四次會議上，政府總理阮晉勇承認反腐工作指導委員會的不足并作出檢討。2013 年 1 月 4 日，據越南政府監察組對 2012年檢察工作進行的總結: 全年共計對 168702 個部門、527544 個單位和個人進行了檢查，提議收回國家財政資金 298. 6 億盾( 1 美元 = 22000 盾) ，土地 1533 公頃，罰款 130. 85 億盾，對 1033 個單位和 2122 人進行行政處分，移送檢察機關案件59 起，涉及 104 人。其中，涉及貪污腐敗案件 89起，涉案金額共計 1045. 92 億盾。2014 年5 月，日本 NHK 電視臺稱，日本 JTC( 日本交通技能公司) 為了得到越南“一號高鐵”規劃——河內至胡志明市的高鐵建設定單，向越南鐵路高官賄賂約6600 萬日元。隨后，收受巨額回扣的越南鐵路公司副總裁等 6 人被捕。越南腐敗現象不僅普遍，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巨大。越南被國際組織列為腐敗指數最高行列國家之一。
二、來自黨外的挑戰
長期研究越南問題的澳大利亞學者卡萊爾·泰耶認為: 越南政治面臨的越共黨外的反對勢力有如下幾種: 一是黨外“知識分子精英”，二是抗戰時期的一些老兵，三是一些農民。⑨實際上，這三股力量，有時是單個行動，有時相互配合，在西方反共敵對勢力的資金支持和組織策劃配合下，他們已經成為敵對勢力對越南進行和平演變的主要推手。目前對越共威脅最大的反共組織是“越南更新革命黨”( 即越新黨) ，由西貢政權統治時期的軍人、知識分子以及在西方學習和從事科研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總部在美國加州，在英、法、德、澳等西方國家設有分支機構，觸角甚至伸到了越南周邊國家和越南境內，他們利用人權、宗教等理由不時組織策劃各種反共活動，其中包括近幾年發生在越南的反華游行示威，以及 2014 年 5 月13 日針對中資企業的打砸搶。據越南官方公布的調查結果，在“5·13”打砸搶事件中，西方反共勢力和越新黨不但煽動越南民眾上街游行，還直接給他們發現金。2007 年，越共已宣布越新組織為恐怖組織。除了越新組織外，還有上百個西方背景的組織，或公開或隱蔽地挑動越南國內的民族問題、土地糾紛、干群關系等，對越共政權構成威脅。
大體說來，來自越共黨外的挑戰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渠道進行的:
( 一) 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煽動越南政治的“民主化改革”
在越共籌備黨的代表大會期間，反共勢力通過撰文、組織研討會或接受外國電臺采訪等形式，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
在 20 世紀 90 年代越共七大召開前后，主要代表人物有越南著名數學家潘廷耀、生物學教授陳春秀( 筆名河士夫) 和學者阮方胡耀等。其中，潘廷耀在《共*產主義》雜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主張學習西方，重新選擇發展道路。在一次接受外國學者來訪時，潘廷耀宣稱: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于越南解決貧困問題毫無益處，因而應全部廢除。1993 年，越共免除了其中央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職務。陳春秀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建立民主社會、實行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不能調和，且不符合越南的國情，因此主張放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阮方胡耀是越南南方人，1990 年宣布退*dang。在胡志明市科學委員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當代社會毫不相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導致了歐洲社會主義的垮臺，因此越南要放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名，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宣稱，一旦越南被解除封鎖就將被世界民主潮流融合，人民將要求實行自由政治，從而結束越南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