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的本質及其中國運用

摘要: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并能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系，他們理論的缺點是其優(yōu)點的過度延伸。結果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zhàn)線、透支國家資源并導致國家的衰落。地緣政治本質上應被理解為國家“養(yǎng)生”和爭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學問；其要義是正確地認識國家目標與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互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人物集中于優(yōu)秀政治家群體，他們偉大并不在于他們對本國戰(zhàn)略目標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對本國戰(zhàn)略目標與戰(zhàn)略資源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節(jié)點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穩(wěn)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伸都會在另一方向受到相應擠壓而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戰(zhàn)略收縮。根據(jù)亞洲地緣政治的特點，伴隨國力增長，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筆者認為：“國家保主權、國內保政權、周邊保格局、全球穩(wěn)利益”應是這一原則的具體表述。

一、地緣政治的本質

近代和現(xiàn)代是中國地緣政治研究推進最快、氣象也最為宏大的時期，同樣，這也是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災難及中國人民中圖強救亡的精神最為高漲的時期。久病成良醫(yī)，良醫(yī)治久病。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這種大幅推進是時代的需要。但理論的大幅推進總難免會有粗放的方面，其對國家發(fā)展影響最大的，還是對地緣政治本質的把握。

（一）地緣政治不能研究成讓國家四處“拼命”的學問

地緣政治（geopolitics）是一個外來詞匯，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沒有地緣政治思想，中國古代多用“形勝”“方輿”等，現(xiàn)代中國則多用“歷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來表述“地緣政治”的內容。比如中國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魏源《海國圖志》，都是近代以來中國地緣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點研究中國內部的山川形勢，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貫穿其中的還有相當豐富的利用地形爭衡天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地緣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圍得到極大的推進。在中國曾問吾、史念海、譚其驤等在其中都有大貢獻；西方同期的麥金德[1]、馬漢[2]、凱南[3]、布熱津斯基[4]等的研究也對學界產生巨大的沖擊。前者是為了中國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主題，后者是為了英美國家拓展“生存空間”、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國家私利的需要。19世紀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就認為，“地緣政治是一種科學方法，是一種以編排地理資料去開發(fā)地理空間的思想。”[5]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fā)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fā)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fā)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斗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對底線和動力。由此而言，地緣政治的本質并不是地理與地理的關系，而是地理與政治的關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對于國家而言，就是資源問題。由此而論，“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tǒng)一，是現(xiàn)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6]。而資源則是地緣政治的核心。極而言之，沒有資源就沒有地緣政治。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7]世界資源密集區(qū)便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天然中心。與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qū)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yè)資源最豐富的區(qū)域，這使得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為控制這一區(qū)域進行決戰(zhàn)。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筆者發(fā)現(xiàn)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并能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系，以麥金德為先驅的西方的地緣政治學者還破天荒地為人們提供了從整體上認識世界地緣政治的全球框架[8]，他們理論缺點是其優(yōu)點的過度運用。他們在紙稿上盡情揮灑他們天才想象的同時，又得魚忘筌，注意了地緣卻忽略了政治，結果寫出的只是一部部優(yōu)秀的“地理手冊”而不是“地緣政治”。他們筆下的“形勝”沒有一個是不重要的，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宛如一串動人的“塞壬的歌聲”[9]，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zhàn)線、透支國家資源并導致國家的衰落。

卡爾·豪斯浩弗[10]說：“在地理上無知的代價將是巨大的。”[11]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論就過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國地緣政治理論學者杰弗里·帕克評價說，正是“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國的眾神之日”[12]。如將這個評價用于西方許多地緣政治學者及其理論也是合適的。1908年，英國寇松勛爵[13]在他的《邊疆線》一書中就瘋狂主張：“沿著上千英里的遙遠疆界，都將出現(xiàn)我們20世紀的邊防騎士（Marcher Lords）。”[14]結果，與20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的學說一樣，寇松的地緣政治學說成了讓英國為擴張利益無節(jié)制地四處拼命的學問。基辛格說：“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wèi)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事實上，由于崗哨林立，美國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5]

地緣政治不應當被研究成讓國家四處“拼命”的學問。毛澤東同志說：“‘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16]這就是說，拼命只是戰(zhàn)役層面上的事，絕不能將它上升到戰(zhàn)略，尤其是國家戰(zhàn)略層面。1937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就提出“賭國家命運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應根本避免”；“拼國家命運的決戰(zhàn)則根本不干”的原則。[17]由于中國堅持了這一原則，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中國最終贏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勝利。英國的麥金德，德國納粹時期豪斯浩弗，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一整套導致國家為爭地盤而四處拼命的研究[18]，結果他們的國家卻倒在這些學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實踐地緣政治學的主體，能夠吸取和運用學者研究成果，充分認識不同地理空間的不同特點，較好地把握戰(zhàn)略目標與戰(zhàn)略資源/能力的配匹及其矛盾轉化關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他們的認識會使國家培養(yǎng)元氣，行穩(wěn)致遠，而這樣的學識恰恰是麥金德、凱南、布熱津斯基等地緣政治學者力所不及的。

（二）地緣政治本質是研究國家目標與國家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匹配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

地緣政治本質上應被理解為國家“養(yǎng)生”和爭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學問；其要義是正確地認識國家目標與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互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人物集中于優(yōu)秀政治家群體，其中大多數(shù)人的偉大并不在于他們對本國戰(zhàn)略目標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對本國戰(zhàn)略目標與戰(zhàn)略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的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節(jié)點的認識和把握能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邊區(qū)組織秋收起義。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湖南省委說：“中央認為：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為一發(fā)動點，長沙為一發(fā)動點，在寶慶（今湖南邵陽）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湘中發(fā)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湖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地同時發(fā)動，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動范圍問題致信中央說:：“我們是向長沙暴動為起點，并不是放棄湖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fā)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xiàn)。”[19]1928年年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fā)展的游擊區(qū)域，縱橫數(shù)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20]

抗日戰(zhàn)爭時期，這個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澤東判斷中國抗日戰(zhàn)爭和蘇聯(lián)反德國法西斯戰(zhàn)爭結局的重要依據(jù)，1937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說：“在占領中國的長期負擔的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在無數(shù)次勝負不決的戰(zhàn)役的考驗下，日本軍隊的士氣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抗戰(zhàn)的暗礁上沖散了以后，中國革命人民中潛藏的大量人力，卻還可以輸送無數(shù)為自己的自由而戰(zhàn)斗的戰(zhàn)士到前線來。”[21]這個思想在1938年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zhàn)》時得以系統(tǒng)發(fā)揮。毛澤東說：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zhàn)爭。日本統(tǒng)治者想從戰(zhàn)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fā)動戰(zhàn)爭，結果將因戰(zhàn)爭而增加困難，戰(zhàn)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22]

1942年，毛澤東運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準確地提出德國法西斯將在入侵蘇聯(lián)戰(zhàn)爭中滅亡的判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轉折點》一文中寫道：

希特勒進攻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企圖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在此期間，希特勒鑒于去夏分兵的失敗，集中他的兵力向著南線。然而他尚欲東斷伏爾加，南取高加索，一舉達成兩個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計算到他的實力和他的企圖之間的不相稱，以致“扁擔沒扎，兩頭打塌”，陷入目前的絕路。在相反方面，蘇聯(lián)則是越戰(zhàn)越強。斯大林的英明戰(zhàn)略指揮，完全站在主動的地位，處處把希特勒引向滅亡。今年冬季開始的第四個階段，將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階段。[23]

到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將這一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為指導國家外交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4]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將他在長期的軍事斗爭實踐中形成的這些認識用于歷史研究，其觀點更顯卓爾不群。1953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與即將赴越南的韋國清談話時說：

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于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zhàn)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25]

從某意義上說，諸葛亮屬于學者型政治家，與當代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有著同類氣質。正是由于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zhàn)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致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后蜀國國防出現(xiàn)的戰(zhàn)略缺環(huán)；也正是因為立都于成都，才迫使劉備率兵東進并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孫述政權“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26]的危境。

據(jù)《資治通鑒》，曹操取得漢中后，劉曄曾向曹操建議：“蜀民既定，據(jù)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后憂。”[27]毛澤東在讀到這一段時，一定想到在長征路上他與張國燾斗爭的經驗，在頁旁批注：“不可信。”[28]

顯然，毛澤東的見解更具實踐價值。這里，劉曄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局部目標實現(xiàn)的關系，他的建議當然不會為曹操采納。曹操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全局目標實現(xiàn)的關系。且不說曹操的戰(zhàn)略目標是逐鹿中原，也不說入川后因地形復雜將使清剿劉蜀政權的部隊需要極大且因路途險遠、運輸而不能保證的資源，我們只要看看13世紀中葉蒙古大軍入川后大汗蒙哥戰(zhàn)死在釣魚城（今重慶）下以致終不能出川的窘境，就會知道，進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慶，那就會被——用毛澤東的話說——“甕中捉鱉”遑論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國，而占據(jù)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采納了劉曄的建議，屆時曹操所失的將是天下，而獲漁翁之利的則是孫權。

地緣政治理論的守衡本質并不出自學者書房中的邏輯推理，它是地緣政治實踐中所蘊含著的守衡規(guī)律真實反映。既然是規(guī)律，那它就具有普遍的認識論意義。

歷史上有一個重大且同類的現(xiàn)象值得研究。這就是為什么曾打到印度河上游的兩個戰(zhàn)無不勝的帝王——亞歷山大[29]和成吉思汗[30]——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島，卻班師回朝而不是順河而下，直搗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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