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負的恩維爾把失敗歸咎于國內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通敵”。為了報復，“三巨頭”下令展開令人發指的大屠殺，受害者可能達到100萬人——這是肆虐20世紀的“種族滅絕”暴行的濫觴——甚至在帝國軍隊服役的亞美尼亞人也先被解除武裝，然后集體處決。1921年，大屠殺幸存者特利里·揚在柏林刺殺了 “三巨頭”之一的塔拉特（時任帝國大維齊），當地法院在他供認不諱的情況下依然宣判其無罪，足見公理自在人心。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土耳其官方一口咬定沒有“亞美尼亞大屠殺”、甚至在刑法里規定承認大屠殺是犯罪！直到2014年，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仍然只輕描淡寫地表示這個“悲劇事件”是“我們共同的傷痛”。

對平民的殺戮于戰局無補。1915年2月，另一位“巨頭”海軍大臣杰馬爾帕夏指揮軍隊從巴勒斯坦進攻埃及，臨行前他揚言“回來時將從亞歷山大經海道而返”，結果強渡蘇伊士運河卻以慘敗而告終。第二年，英國軍官勞倫斯（“阿拉伯的勞倫斯”）組織阿拉伯人掀起反抗土耳其的大起義，帝國阿拉伯屬地的局勢很快就糜爛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伴隨著戰場失利的是奧斯曼帝國在“同盟國”陣營內地位的日益淪落。1916年，德國駐土軍事使團的高級軍官已達200人，他們被分配至各軍中任軍長或參謀長，帝國總參謀部無權調動他們。另外德國統帥部甚至調派12萬土耳其士兵去德奧戰線充當炮灰。不唯軍事，方方面面都受到德國人的干涉，甚至蘇丹和伊斯蘭教大法官的教諭也受到德國軍官的檢查，土耳其政府及軍事部門，一律換用德軍擔任守衛。奧斯曼帝國已經淪為德國的附庸。

“這次，這個病夫真的死了”

到1917年，奧斯曼帝國已經民窮財盡，敘利亞發生的饑荒一下子就奪去6萬人的生命，就連伊斯坦布爾這樣的“首善之區”，市民也只能按配給證領到用玉米粉做成的面包，餓死的人每天數以十計。國內再也無力支撐戰爭，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形勢實際上已經無可救藥了。

1918年1月21日，協約國決定“對土耳其采取堅決進攻以殲滅土軍和粉碎土耳其人的抵抗”，隨后發動了全面進攻。奧斯曼帝國在馬其頓、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的防線相繼失守，軍隊完全失去了戰斗力。部隊的瓦解變成了普遍現象，士兵甚至軍官都攜帶武器逃走，逃兵的人數超過了前線士兵的人數。連在前線苦苦支撐的穆斯塔法·凱末爾（被譽為帝國最優秀的將領）也意識到“現在除了和協約國講和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

講和意味著投降。1918年10月30日，一度偉大的奧斯曼帝國，被戰爭拖得筋疲力盡，終于倒在地上認輸了。這一天，把國家拖進大戰的青年土耳其黨三巨頭倉皇出逃德國，土耳其代表與協約國簽訂了停戰協定。帝國軍隊被勒令解散，所有軍艦交給協約國，土耳其海峽將被協約國軍隊占領。協議簽署后，英國前首相阿斯奎斯說道：“這次，這個病夫真的死了。”

1919年2月8日，法軍指揮官如同466年前的“拜占庭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一般，騎著白馬，率軍趾高氣揚地進入伊斯坦布爾，開始了對該城的軍事占領。城中的希臘族居民欣喜若狂，他們到處打出希臘國旗，并要求把圣索菲亞清真寺恢復為教堂。5月15日，希臘軍隊在當地希臘族裔居民的狂熱歡迎下，進入了愛琴海東岸的奧斯曼帝國第三大城市士麥拿（今伊茲密爾）。希臘軍隊的目標是，實現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為首都，橫跨愛琴海兩岸的新拜占庭帝國的“偉大理想（希臘語：Μεγ?λη Ιδ?α）”。

不光希臘，除了中途發生革命退出戰爭的俄國和姍姍來遲的美國，協約國幾乎每一個成員都渴望從死去的“病夫”那里獲得自己的那份遺產。終于，經過一年多的討價還價，在1920年8月10日制定的《色佛爾條約》中，奧斯曼帝國原有疆域幾乎被瓜分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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