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公司以及其他防務分析家們以美國的智力潛能為武器，來對抗共產主義威脅。他們運用——或者說，在許多情況下構想出——最新的數學和技術創新，得以管束住超級大國沖突中的問題。系統分析家們不僅把最初為經濟和工業管理設計的工具加以改造，用于研究戰爭和防務問題，還不斷啟用新方法，諸如蒙特卡洛模擬、線性規劃、原始數字計算機等，來“作異想天開之思”——借用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的話。
這些智力潮流匯集成一種被稱作“造型術”或“建模”的新藝術，此后這種藝術又被用作許多戰略思想的基礎，常常是意會的基礎。“確保摧毀”這類概念依賴的是一種假定，即，我們能夠精確模擬核交戰的過程，精確到足可預測，只要報復力量足夠強大，就能頂住對方精心策劃的先發打擊而存活。對“多少才算足夠”這個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整個戰略界的各種人物都利用模型來為自己的回答辯護。到了最后，一整套“威懾穩定”學科都圍繞著這類分析生長出來。
“威懾穩定”概念的出現源于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對于“相互”或“最低”威懾”之價值的討論。艾森豪威爾政府宣布的“大規模報復”政策認為，美國需要保持壓倒蘇聯的絕對戰略優勢，才能對其構成可信的威懾性脅迫；相比之下，相互或最低威懾的倡導者則認為 ：有限的力量，只要可以存活下來，就能勸阻蘇聯放棄侵略。但這種最低威懾框架，雖然不再要求集結1950年代那種規模的軍備，并沒有明確指出需要多大的報復力量才能有效威懾克里姆林宮。蘭德公司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60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戰略選擇的粗略分析”的頗具影響力的論文，為沃爾斯泰特的威懾概念勾勒出一個明確的格式。埃爾斯伯格的模型通過預測美國和蘇聯的“首發打擊”及“二次打擊”戰略的“報償”，旨在幫助闡明美國的哪些政策選擇可勸阻蘇聯放棄首發打擊的企圖。他指出：“當然了，軍事‘態勢’、政策，或計劃的變化，使得這些 [ 估計的 ]精確效果難以確定，增加變數，且容易引發爭議，”但是“我們仍常可做出粗略的估計，事實上，在選擇軍事方案時，它們是大多數政策建議的基礎。”
埃爾斯伯格的模型為針對威懾穩定進行戰略態勢分析提供了基礎。那個人們孜孜以求的、以多大兵力就足能威懾克里姆林宮的答案，很快在決策者們中取得了共識。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宣布 ：“我們的政策繼續是……保持戰略充足性，”他將戰略充足性定義為“維持我們及盟國無懼脅迫的足夠兵力。”進一步，“穩定……也意味著，我方兵力的數量、特征和部署，不會讓蘇聯合理地解釋為意圖對他們實施癱瘓性攻擊。”然而，究竟需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達成這些目的 ? 要想精確預測，事實上困難重重。在1970和1980年代，大量筆墨傾注于應該如何分析、建模和評估威懾穩定。盡管大家對于威懾穩定框架的總體假設有普遍共識，大致涵蓋從最低威懾到兵戎相見的整個戰略觀念頻譜，但隨之而來的是喧嚷不休的爭論——諸如超級大國的核平衡應如何模擬，我方需要貯備多少枚武器才能鎮住蘇聯的脅迫而又不顯出攻擊性威脅。
人們為衡量超級大國之間的核恐懼平衡，嘗試了各種方法，但假定的核武器和投送系統的特征提供了一些共同參考點。尤其是，幾乎所有模型都從空間方面分析了投送系統性能和目標生存能力的問題。而且，偵察衛星照片和其他情報數據使得我們有可能估計敵方轟炸機和導彈的數量和大概特征。美國的防務分析專家們就蘇聯 ICBM 彈頭的確切當量和精確度這類問題爆發了激烈爭論，但這些數值的不確定性也都在一個數量級范圍內，其中許多對模型輸出信息沒多大影響。從“百萬噸級當量”的度量（即，理論上計算出超級大國核武器產生沖擊波超壓所覆蓋的總面積，把核武器總破壞能力線性化），到更復雜的“核軍事毀傷潛能”（即，結合精確度來估計一個核武庫對 ICBM 發射井這類堅固目標實施破壞的總體能力），到全面的戰略對攻模型（即，用以估計在經受先發打擊之后能有多少枚武器可生存下來進行報復打擊），分析家們大都認為，核戰爭其實可簡化到以半徑和面積來測量。
除了上述共同點之外，戰略核力量模型呈現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不過其中有一種，即“充足性模型”，對關于威懾穩定的公開討論起到了特別大的推動作用。如約翰·巴特勒格和朱迪思·K·格蘭奇（John A.Battilega and Judith K. Grange）在1978年所言 ：“戰略核力量催生出一類特殊的模型，用以粗略地評定美國戰略核力量態勢的絕對和相對充足性，而且反過來也可評定外國核力量態勢的份量”。這種模型通常歸于“靜態或準動態有效性衡量”的范疇，其“主要用途”是“為戰略均勢、威懾、穩定這類概念的討論提供一個載體。”這兩位作者指出：“這類模型的作用隨著與核力量的聯系發生了獨特的演變。”驅動這種演變的因素包括 ：“對美國戰略威懾所達目標的界定（用跟外國對手相對比較的方式）……，動員公眾辯論（但用半技術性語言）美國重大核武器計劃的需要，……[ 以及 ] 從美國威懾、戰略、兵力規模的主要選項加以思考（以能夠被人理解但不涉及與核戰爭有關的歷史經驗的方式）的需要。”麻煩的是，這種普遍化有時會導致這些模型被用于不一定合適它們的目的，如作者所言：“這些模型有時被用作兵力規劃或兵力相互作用有效性的主要或次要衡量標準……但是，應該記住，如此使用的原因，是源于它們作為充足性模型的歷史進化。”
雖然威懾穩定和戰略充足性的概念對冷戰后期的政策辯論有所幫助，但到1990年代時，它們的局限性就逐漸暴露出來。從埃爾斯伯格最初框架產生的越來越精細的衍生品，加劇了他在1961年就承認的缺陷 ：需要為各種變量賦值卻又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證明此需要的理由。而且，威懾穩定和戰略充足性概念很難轉用到冷戰后的多極地緣政治格局。在南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新擁核國的興起，提供了一個不符合戰略穩定精致數學模型的緊迫現實反例。與冷戰時期對峙的兩個超級大國不同（雙方都害怕對方發動先制核打擊），新德里和伊斯蘭堡都設想，兩國爭議邊界上的完全能想象得到的常規兵力對抗將引發核沖突。還有另一個早已存在的擁核國中國，使該地區的戰略形勢更為復雜。行為者的多樣化，加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局面，都使得對這個地區的威懾穩定進行建模極為困難。這種建模方法在核領域的局限性表明，在把這些方法引入像網戰這種新興競技場之前，我們應該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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