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在其短暫的33年生涯里，同習仲勛、謝子長、高崗等人一道創建西北紅軍，將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他們建立起覆蓋20多個縣的紅色政權，為中共中央與各路紅軍落腳西北建立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
在美國記者斯諾的眼里，劉志丹儼然現代俠盜羅賓漢：“他對有錢人懷有山區人民一貫的仇恨。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在正式創建西北根據地之前，劉志丹的生涯仿佛萬花筒一般，起義、失敗、挫折、死里逃生、輝煌，有時還官復原職乃至飛黃騰達，各種色彩貫穿其中。他率領的部隊幾次被消滅，幾次又鳳凰涅槃。在當時的西北，如斯諾所說，“這個不法之徒的大膽勇敢、輕率魯莽很快名聞遐邇，傳開了‘刀槍不入’的神話。”至今，關于劉志丹的陜北民歌仍在四處傳唱，“正月里來是新年，陜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
“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
黃埔軍校出身，23歲參加北伐，以共產黨代表身份入西北軍，后又獲封少將軍銜的劉志丹在25歲就已成為西北工農革命軍的軍委主席，同謝子長一道，在陜西渭南華縣發動起義。但因力量有限，馮玉祥很快以五倍兵力包圍起義軍。起義宣告失敗，劉志丹、謝子長不得不回到西安，向陜西省委匯報經過和經驗教訓，時值陜北特委處在米脂遭到破壞之后的消沉時期，省委隨即派他們去陜北開展武裝斗爭。
劉志丹（1903—1936年），陜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
1929年2月，陜北特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謝子長被選為特委軍委書記，劉志丹為委員。陜北特委書記楊國棟懾于國民黨白色恐怖，主張只做點宣傳工作，不搞武裝斗爭，劉謝二人對此堅決反對，他們建議特委抓緊創建革命武裝，加緊軍事活動，開展兵運工作。
兩個月后，陜北特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劉志丹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會議決定采取白色（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灰色（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紅色（發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黨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三種形式開展武裝斗爭，創建革命軍隊，其中以白色工作為主。
在陜北和陜甘邊界，劉志丹、謝子長的軍事活動正式展開。
1930年春，馮玉祥為準備中原大戰，將甘肅、寧夏的主力部隊調至河南一線。為了控制后方，馮玉祥委任包頭土匪出生的蘇雨生為騎兵四師師長。中共陜北特委利用蘇招兵買馬、擴展地盤之際，先后派謝子長、劉志丹、張東蛟、高崗、張秀山等一批共產黨員打入蘇部，秘密開展兵運工作。可惜好景不長，軍閥混戰使蘇部一觸即潰，謝子長被陜北特委調回，劉志丹繼續回到保安組建革命隊伍。
1930年夏，劉、謝趁國民黨隴東駐軍譚世麟擴充勢力之機打入該部，以譚的名義張旗建軍，在甘肅慶陽、陜西定邊、保安（今志丹）的結合部三道川招募農民組建了一個團、轄兩個營，謝子長任團長，劉志丹任營長。正當部隊積極擴充、伺機起義時，遭到了譚部張廷芝的襲擊，部隊在三道川被打散。事發時，劉志丹在慶陽訓練隊伍，在回三道川的路上得知情況才免遭毒手，謝子長也乘著夜色逃脫。軍事活動受挫讓劉志丹意識到依附在軍閥下面不是長久之計，革命必須要有自己的隊伍，當務之急是要有自己的武器補給。
兵運受挫被捕
三道川兵敗后，劉志丹利用保安縣民團，巧襲譚世麟的二十四營（合水縣太白鎮民團），繳獲了60支步槍和90匹騾馬，創立陜甘邊革命武裝，在甘肅合水、慶陽、寧縣和陜西保安、甘泉、安塞一帶活動。1931 年初，劉志丹派游擊隊支部書記楊樹榮去省委聯系。省委指示再次與蘇雨生合作，積蓄力量，準備起義。劉志丹率部來到彬縣，蘇雨生將其部隊改編為補充團，命他駐防旬邑縣職田鎮。
在職田鎮，劉志丹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隊，繼續招收革命青年，一面發動群眾打擊地主。當地豪紳只好與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串通，密謀捕殺劉志丹。蘇雨生以開會之名，將劉逮捕，并給他戴上12斤重的鐵鐐，嚴刑拷打，押入大牢。聞此消息后，中共陜西省委立即委派時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崗趕赴彬縣探望，想方設法組織營救。
關于此次會面，高崗后來回憶說：“當我去探問時，他笑著說：‘坐監獄等于休息罷了。’在監獄中，他仍暗中策動同志繼續革命工作。當反革命一度判決槍斃他的時候，他毫無畏懼，并委托同志說：‘你告訴高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絕不會連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幸得杜斌丞（劉志丹校長、時任楊虎城的高級參議）和南漢宸（時任國民黨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的中共地下黨員）營救，入獄第八天后，劉志丹出獄。
1931年6月，劉志丹迎來他兵運生涯中的第四次失敗，本來打算到平涼的陳珪璋部從事兵運工作的他，遭陳珪璋十三旅旅長高廣仁的叛變、繳械，后又被陳珪璋通緝，尷尬的處境使得劉志丹不得不離開陳部，攜馬錫五進入南梁地區。
自1928年渭華起義失敗后，劉志丹每次策動兵運屢遭失敗、逮捕，幾度死里逃生，從實踐中劉志丹、謝子長等逐步悟出，兵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而位于橋山山脈的中段、地處陜甘兩省邊界的南梁堡，反動力量統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恰是積糧屯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理想之地。
1931年9月，陜甘邊地區第一支獨立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由劉志丹、馬錫五建立，它下轄三個營，劉志丹任總指揮。一個月后，中共領導的晉西游擊隊和商販隊，因遭山、陜軍閥的重兵“圍剿”，在楊重遠、閻紅彥等人的領導下，先轉戰陜北，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支隊。后又向西轉移，到達子午嶺山區，同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在林錦廟、東華池一帶會師。戰友相見，分外高興，閻紅彥見劉志丹穿著破舊的衣服，頭上扎著羊肚手巾，心里很是高興，便把自己最心愛的匣子槍送給他作為見面禮。
會師后部隊被改編為兩個支隊，南梁游擊隊為第一支隊，陜北支隊為第二支隊。南梁會合的兩支武裝力量加上陸續轉來的在敵軍中從事兵運工作的張秀山、王世泰、賀晉年等一批共產黨員，成為中共陜西省委領導的主要武裝力量以及后來組建紅二十六軍的基礎和骨干。10月30日，中共陜西省委派謝子長、高崗來到南梁。倆人來到部隊后，傳達了省委關于整頓部隊，建立工農紅軍以及向關中道移動，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寧一帶發展的指示。
關于陜西省委的指示，部隊領導人員一致表示擁護，認為部隊內部確實存在著紀律松散和成分不純的問題，應當整頓。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擺在眼前，那就是解救部隊食宿和衣物問題。其時陳珪璋正在擴充實力，謀求發展，利用這種心理，謝子長、劉志丹與陳珪璋談判，在保證獨立的前提下接受陳珪璋的“收編”，以陳部第十一旅的番號，駐防慶陽新堡一帶。相應地，陳需向南梁游擊隊提供千余套軍服和3000元軍餉以及部分槍械修造工具。12 月中旬，中共陜西省委又派榮子卿傳達省委關于整頓部隊的指示，批評部隊的行動是“單純軍事投機”，“與土匪混合”，嚴令部隊脫離陳部南下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
建立陜甘邊區第一個革命政權
1932年2月12日，根據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省委常委李杰夫（高維翰）任政委兼隊委會書記、楊重遠任參謀長，劉志丹趕去省委匯報工作。陜甘游擊隊成立后，遵照陜西省委的預定方針，揮師南下，向渭北地區移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是時候建立根據地了。3月19日，隊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倚靠地方黨組織，開辟寺村原革命根據地，22日，寺村原周圍72村的群眾在游擊隊總指揮部的指導下，召開農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寺村原革命委員會”，開展土地革命，陜甘邊區第一個革命政權正式建立。
文/李崇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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