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在后發海上強國追趕霸權者的歷史上，“哥本哈根綜合癥”是一種獨特但并非妄誕的心理狀態。德國人用以佐證其擔憂的史例是現實存在的，1940年英國攻擊退出對德戰爭的法國艦隊的行動也證明：從傳統和行事邏輯看，皇家海軍在先發制人地剪除構成潛在威脅的對手方面向來不顧忌物議。

問題在于，柏林的“哥本哈根綜合癥”不是發端于“風險艦隊”開始對英國構成顯著威脅的1907年，而是在1896年就出現了。那時的德國僅僅擁有4艘“勃蘭登堡”級小型戰列艦，根本不需要英國加以哥本哈根式的預防性打擊——即使這4艘軍艦全部出海，也會在一天之內被消滅。如此看來，柏林的“心病”出于現實因素的成分較少，由自我懷疑和安全感缺失導致的內容較多；而這種不安全感，從根本上說恰恰是因為追求“絕對安全”導致的。

一般而言，由于國際無政府狀態（International Anarchy）的存在，主要大國總是彼此畏懼（Fear）和不信任，它們需要借助自助（Self-help）來實現自我保存，并以國際體系中的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作為目標（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但如果每個國家都不加節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不顧一切地強化軍備，它們對彼此的畏懼和敵意只會進一步加強，這反過來又導致沖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這就是所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雖然安全困境幾乎不可能被永久性根除，但只要一國領導人認識到獲取國際權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國家、而不是權力本身，他們在追求權力最大化時就會更多地關注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優勢，為此甚至可以放棄一時一地的利益，以換取較小的“反彈力”和平穩積聚權勢的機會。具體到安全領域，一國若能首先明辨關系國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其資源嚴格圍繞這一利益進行配置，他們便不容易著迷于某些帶有危險誘惑的“奢侈”目標，進而誘發和傳導不安全。反之，若一國無視天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對安全利益的輕重緩急不做明智區分，只是抱著一廂情愿的想法，以“我認為”、“大國就應當有”這類極其理想主義的口號來指導國防建設，很容易就會陷入霸權國家挖下的制衡陷阱。倘若該國恰好又沒有備選戰略，只能在明知前途黯淡的情況下如履薄冰地推進，遲早會染上驚惶不定的“哥本哈根綜合癥”——如西諺云，“對做夢者來說，噩夢總是確實可信的”（The nightmare is always real to the dreamer.）。

作為追趕者，后發強國迷戀絕對安全的另一大后果是容易造成“預言自證”。仍以德國為例，威廉二世和提爾皮茨在1897年時覬覦的海上統治權類似英國的禁臠，在“風險艦隊”建成前的“危險區”中，柏林一方面為“哥本哈根綜合癥”所困擾，對英國可能的報復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又缺乏變通，認定只要能建成“風險艦隊”，挑戰英國就有必勝的把握。1909-11年，德國外交部一度說服英國就海軍軍備問題與德國坐下來談判，希望借助外交努力緩和兩國間圍繞海上統治權爆發的沖突，但提爾皮茨等人強行將英德主力艦噸位比保持在3：2的條件塞入協商前提，導致談判無果而終，最后兩國不可避免地走向戰爭：就這一點而言，“預言自證”也是軍事路線綁架國家戰略的明證。總的來看，既不存在不必調整就可以永久保障安全的國防政策，也不存在能夠一勞永逸化解所有安全困境的萬能兵器。一種有利于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兼顧節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不存在抽象的最優，因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文/劉怡 原載于《現代艦船》2013年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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