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東戰略的差異化
即使美中兩國在安全、穩定和貿易等領域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戰略卻迥然不同。許多差異的根源在于：美方在過程上投入巨大，而中方則注重結果。關注過程并非一條貫穿美國對外政策的主線，但正逐步成為一貫方針。在冷戰初期，美國官員通過推動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項目，幫助發展中國家人民抵御共產主義的誘惑。如果封建主義使共產主義更具吸引力，照此邏輯推理，消滅封建主義符合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利益。眾多美國政府機構通過各種方式幫助改善海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從1949年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所承諾的國際技術援助，到1961年《對外援助法》對援助內容的大規模重組。即便如此，美國仍試圖與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專制政府建立密切關系，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抵制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美國在越南戰場慘敗以及公眾批評中央情報局在冷戰中的緊急措施，這不僅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了“道義”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銳地批評了現實政治主義對美國長期利益的損害。冷戰的結束對這種爭論造成兩方面的影響。首先，普遍的論調是西方之所以在冷戰中取得勝利，是因為制度的優越性。傳播自由主義制度成為一項安全要務，因為通常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更通俗的說法是：“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不會開戰”。
其次，在半個世紀以來首次擺脫關乎存亡的安全威脅之后，美國及其盟友認為不必再支持惡棍領導人。隨著后冷戰世界的新戰略框架的形成，美國國內有意見認為，美國應堅定成為維護世界正義的力量——即便以美國的短期利益為代價。這種觀點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國歷史上的例外論，究其根源，美國在十九世紀登上世界舞臺的進程是由傳教士主導，而不是由軍隊主導。拿破侖將“文明教化使命”作為與國家權力有明確聯系的政府任務。在美國，公眾熱衷于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來有深厚的社會根基。
由于上述兩股思維，民主化與治理在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對外援助的主要組成部分。自1990年起，在歷屆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治理與安全聯系起來是一條重要原則。奧巴馬政府在“民主、人權和治理”的指導思想下，在64個國家開展了350多個項目，并于2015年9月宣稱“美國是世界公民社會的最大支持者，自2010年以來為推進公民社會建設投資超過32億美元。”201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提出：
美國支持向海外推廣民主和人權，因為尊重這些價值觀的政府更加正義、和平、合法，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廣這些價值觀也有利于美國的國家利益。那些保護普遍權利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更加穩定、成功和安全。
中國沒有表現出在全球傳播福音的特質，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認同中國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優越性。此外，中國人民也不求越過國家政權成為世界上一支積極力量。中國政府在外交政策領域的舉措完全局限于國家利益，并認為與其他國家政府的密切關系有利于增進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國在半個多世紀前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還堅持互不干涉內政。中國政府在發展相關問題上尋求與其他國家建立合作關系時，比美國政府更加關注政府之間的對話。中國政府與其他某些國家一致認為，非政府組織（NGO）部門可能成為反對派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溫床，因而不鼓勵、也不允許像其他國家一樣的公民社會。美國的做法則不同。雖然美國政府肯定是伙伴國政府的奧援，并注意避免為恐怖組織提供支持，但它也積極尋求公民社會的其他行動者參與政府計劃，而且經常謹慎地采納那些不招當局歡迎的意見。
中國已經或很快會在中東地區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判斷為時尚早。
美中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差異，在2011年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發反抗運動之際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政府迫不及待地把抗議活動視為非民主政權不可持續的證明。盡管白宮沒有支持抗議者,但贊賞態度是顯而易見的。2011年，在得知美國長期以來的盟友、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下臺后，奧巴馬總統表示： “在我們的生活中，能夠有幸見證歷史性事件的機會是很少的。現在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埃及人民發出了呼聲，他們的呼聲被聽見了，埃及將從此改變。”與美方截然不同，中方對此次起義持警惕態度。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表示慶賀，而且試圖限制國內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因為擔心會在國內誘發類似的起義。2011 年阿拉伯反抗運動的結果不甚明朗，看起來中方在中東地區面臨一個正在發酵的大問題。現狀被打破之后，中國不僅會失去在諸如利比亞和埃及等地失去作為伙伴的政府，而且那些認定與中國有利益沖突的新興革命團體還變成中國的敵人。
六、中國的號召力
中東地區的動蕩已回復正常，安全部門官員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國失去了當權者的信任；中國則因為對別國國內事務保持中立而重獲青睞。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美中之間兩種不同的戰略在世界許多地區暗暗較勁，美方堅持“附加條件”的雙邊關系，而中方不關心那些束縛美國政策的內部因素。當然，美方的絕對實力超過中方，包括經濟實力、技術實力、以及軍事裝備，但中方通過與美方不同的做法，可以獲得美方無法獲得的軍事和經濟資源。
對于那些美國試圖排擠的國家（如伊朗），中國代表全球事務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對于那些認為美國正在背棄老朋友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國是美國無法忽視的競爭對手，也是他們獲得美國非賣品的渠道。幾乎所有的中東國家都認為，中方在中東地區發揮更大作用對他們是有利的，盡管各自對中國的期望有所不同。
對于中東地區，中國的號召力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中國不帶來負擔，而非中國能負擔什么。這種情況類似于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在中東地區受到歡迎，當時中東各國正尋求擺脫英國、法國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長期以來，中東各國政府對美國的干預憤恨不已，民眾則怨恨美國對他們的利益懷有敵對傾向。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都是白紙一張，中東各國可以從頭描繪他們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國關系藍圖。中國官員不附加條件，也不進行道德說教；他們不會抱怨立法機關束縛了手腳，也不要求簽署和核實一堆合規文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已成為比較繁瑣的合作伙伴，而中國承諾建立更直截了當的關系。
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在過去數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這無疑有所幫助。展望未來，中國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而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材料（例如，化肥、石化產品、塑料和鋁材）市場也隨之增長。其他地區的能源銷售前景就沒有這么樂觀。節能措施使歐洲的石油進口下降；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節能措施和非傳統油氣產量也減少了中東對美國的石油出口。事實上，隨著國內產量的增加，美國最近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
中東國家向來認為，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會讓它極為關注該地區的局勢。一旦美國不再依賴中東石油—即使是暫時的，許多國家會認為美國急于切斷與中東地區的聯系。美國開始討論“重返亞洲”戰略，給許多中東國家傳達了一個信號，即美國正不顧一切地從中東抽身。中國越來越依賴中東地區的能源，與中東的聯系逐漸增強，這讓中東各國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國正在崛起，而美國日漸衰落。
七、中國影響力的局限性
美國曾在冷戰中抵制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這段歷史可作為有益的參考，但一定程度上又與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問題全然不同。
然而，對未來的預期往往會干擾對現狀的理解。中國已經或很快會在中東地區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判斷為時尚早。中國對該地區的推動作用，往往使人們低估了美中之間在軍事和外交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實力要趕上美國，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更廣泛的文化因素也會削弱中國的影響。中東地區對中國的適應程度遠不如對美國，因為美國早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就開始向該地區深入滲透。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語言和文化，講普通話的無神論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維艱。而不論在中東還是世界其他地區，美國的起步時間遠遠早于中國。全球教育的典范是哈佛大學，而非北京大學人們渴望的電腦是“蘋果”，而非“神舟”；司機希望擁有“吉普”，而非“長城”SUV。在聲望和創新理念方面，美國把持光鮮亮麗的領域，而中國工人負責辛苦地制造產品。中東地區可以買到廉價的中國產品，但這些產品是提供給窮人的。中國本土也存在類似的現象，當然，中國的精英階層追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國本土生產的西方品牌）。這種情況表明，親西方文化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八、中國周邊
面對中東地區的安全問題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中國政府短期內的本能反應是限制對中東關系的極速發展，放慢發展對中東關系，作為深化與鄰國關系的某種延伸。中亞是相對沒有爭議的地區，因而成為中國嘗試爭取的處女地。更重要的是，亞洲作為中國通往最具戰略意義的貿易伙伴（不只是中東地區，還有歐洲）的門戶。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目前還不是很明晰，但最初側重于貿易聯系和模式。中國是所有近鄰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且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貿易往來都在增長。中國的西進戰略早在習近平 2013 年宣布“一帶一路”倡議的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從2005年到2014年底，中國與中亞的五個前蘇聯成員國（即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以及高加索國家（即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的貿易額翻了十倍，主要是得益于能源貿易。
中國當然明白，在其擴大影響力的過程中一個關鍵變量就是鄰國默許中國的崛起。除了中亞地區，中國的很多鄰國都與美國關系密切，這一方面是沿襲了冷戰時期形成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實力所致。數萬美軍駐扎在韓國和日本，兩國每年與美國發生的貿易額超過 1,000 億美元。而美印關系升溫，加上印度對中國的地區野心素有猜疑，也可能對中國的西進道路形成扼制，特別是海路。
美國曾在冷戰中抵制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這段歷史可作為有益的參考，但一定程度上又與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問題全然不同。首先，蘇聯是通過明目張膽的軍事行動向歐洲推進，而且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因此，對于那些正努力從戰爭中恢復的東歐國家，變化有些突然。相比之下，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更加微妙，極少摻入軍事因素，而且大趨勢是亞洲國家似乎普遍真誠地歡迎與中國的密切關系，這部分是因為日益密切的貿易關系的重要性。曾經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對蘇聯在歐洲的活動一致持警惕態度，而如今美國的親密盟友面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則表現出愈加微妙的態度。事實上，中國是亞洲大多數美國盟友的最大貿易伙伴，并且許多亞洲國家深深抵觸那種必須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思維。現在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歐盛行的“鐵幕”思想已然格格不入。
其次，蘇聯顯然在提出一套不同于美國及其盟國的替代體系，而中國則主張其體系具有互補性。中國為了盡量降低對中國影響力的反應可謂煞費苦心，中方堅決主張只是尋求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雙贏局面。中國表現出的謙遜態度起到盡可能化減敵對勢力的作用。
第三，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紐帶關系，美國認為其與歐洲之間存在密切聯系。許多美國人把歐洲現狀的任何改變視為一種威脅。雖然美國公民中亞裔（特別是華裔）人數越來越多，但亞洲文化對美國人來說仍然比較疏遠。在美國居住的亞洲人對中國在亞洲不斷增長的影響力的警惕，也低于歐洲裔美國人對蘇聯影響力的警惕，故美國國內對遏制中國崛起的呼聲較小。
九、美國在亞洲的戰略
中國戰略家必須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美國對中國的西進戰略（大致包括經濟、外交和安全等維度）的容忍程度。迄今為止，雙方一直基于共同利益尋求發展建設性關系。例如，美方鼓勵中方參與打擊索馬里海盜行動。同樣，美方也支持中方致力于維護全球安全，譬如派遣 3,000 多名維和人員參加聯合國在全球范圍內的 10 項任務。美國似乎沒有干預中國與巴基斯坦（包括建設瓜達爾港口）和斯里蘭卡建立密切關系，也沒有干涉中國在吉布?建設海軍和航運設施（美國已經在吉布設立海軍基地）。
然而，美國似乎正在設法對抗中國的擴張，至少保留對抗能力，特別是在海洋領域。美印雙邊關系不斷發展正是這一戰略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體現。另一方面，美方還撮合日本與印度建立更緊密的海軍關系。美方加強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鞏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這也反映出美方對該地區格局的判斷。有關美國對“印太”地區的軍事承諾的新概念似乎正在廣泛傳播，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該術語毫無意義。在經濟方面，美國試圖阻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籌建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倡議旨在跳過中國深化美國與東亞的貿易關系。
當前形勢有助于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未來則不一定。
顯然，美國在中東和南亞地區都有強大的軍事存在，中國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追趕。同時，中國的貿易關系不斷深化、經濟持續增長和消費上升，無疑讓它成為吸引眾多亞洲政府和企業的合作伙伴。中美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很明顯，美國已在該地區部署了大量兵力，故中國只需部署較少的兵力即可。美國海軍已確保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即使經由這條航線的很多貿易活動是對華貿易。誠然，區域貿易體系的運行有賴參與國達成共識，但離不開美國的軍事庇護和外交支持，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穩固的多邊合作。
在美國的作用下，中國既得到安全保障，又要面對風險。在和平時期，中方可以從安全、可預見的貿易環境中受益。現有體系到底對中方利益有多開放，從中方成功投資于伊拉克石油行業一事可見一斑—此前美國開展了大規模軍事行動，而中國并未參與。但是，中國對于現行體系能夠經受住極端條件的考驗不抱多大信心。如果美國愿意，它仍具備在印度洋、甚至南中國海瓦解中方海上行動的強大實力。同樣，美國在亞洲羅織盟友的能力也讓中國相形見絀。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本土與亞洲相距甚遠，另一方面亞洲各國相信美國并不謀求在該地區的主導權。當前形勢有助于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未來則不一定。
中國若要在短期內提高地區大國的地位，為其在各種安全環境下的利益服務，必須得美國默許中國向印度洋擴張，不然就需要制定克服美國阻撓的策略。目前看來，中方應重點爭取美國的默許，確保美中海軍之間的緊張關系局限在南中國海。中方沒有把握繼續贏得美方的默許。誠然，中國確實成功推動了中美經濟合作，使兩國之間不大可能爆發嚴重的緊張局勢。中方為了鋪平擴張之路，另一做法是強調中國不會謀求超出必要范圍的軍事地位，注重尋求“雙贏方案”，并愿意付出巨大代價確保中方合作伙伴的利益。中方是要暗示，中國的發展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是一種和諧關系，而不會對美國提出挑戰。但是，“雙贏”的說法在中國的近鄰國家很少提及，其中包括一些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陣營劃分拉近了美國與韓國和日本的關系，美國為對抗蘇聯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而部署的大批軍事力量，如今成為克制中國冒險行為的堡壘。中國積極主張海洋權利，顯然是為了確立其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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