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南海核心利益說”是當年南海問題的焦點話題，深刻影響了此后南海局勢的走向。因此，自該說出現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對其非常關注，涌現出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極大地豐富了對該說的認識，從多個角度深化了對該說的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對“南海核心利益說”的提出過程語焉不詳，缺乏深入的闡述。第二，對“南海核心利益說”的依據雖然有不同角度的解讀，卻缺乏不同視角下的比較。第三，關于“南海核心利益說”與南海局勢二者關系的研究宏觀著述較多，置于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微觀著述較為缺乏。第四，對“南海核心利益說”思考的研究比較缺乏，造成現有成果視角過于單一。本文旨在上述4個方面有所突破。
一、“南海核心利益說”的提出
2010年4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中國軍隊尋求拓展海軍實力》。該文正式向外界描述中國第一次向美國提出南海核心利益的全過程。該文是在論述中國推進近海防御戰略向遠海防御戰略轉變的主題中提及“南海核心利益”的，并不認為中國在可見的將來會挑戰美國的海權，但建議美國盡早采取防御舉措。2010年7月3日，《國家雜志》發表《中國的海洋紅線》。當天，日本共同社發表有關“南海核心利益”的文章。這些文章直接刺激了菲律賓、越南等國敏感的神經，他們隨即明確表示，他們所占據的部分南海島礁也是本國核心利益所在。由此，“南海核心利益說”開始廣為傳播。2010年10月13日《華爾街日報》發表《聲調減弱的亞太海洋爭端》；2010年11月希拉里國務卿證實“南海核心利益說”。2010年12月6日，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發表《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委婉否定“南海核心利益說”。居高不退的“南海核心利益說”因而不斷升溫。
首先，“中國有沒有向美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成為關注的焦點。該問題又分為兩小個問題，即2010年3月中國官員有沒有明確向貝德和斯坦伯格提出該觀點，以及希拉里關于“南海核心利益說”的說辭是否準確。其次，“中國能不能捍衛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成為另一個關注的熱點。盡管史文（Michael D. Swaine）和朱鋒的研究表明“中國沒有向美國明確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觀點成立，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的共同研究表明“中國無力捍衛其南海核心利益”，“南海核心利益說”還是不脛而走，深刻影響南海局勢走向。必須明確的是：“南海核心利益說”的始作俑者和推動者是美國媒體、戰略界以及政界，其根本目的顯然是為美國的南海利益服務。
二、“南海核心利益說”的依據
朱鋒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南海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表述更為精當，而“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無異于將中國推向地區霸權，不符合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屬性。但美國戰略界大多數學者認為，“南海核心利益說”是個極富現實性的理論問題。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說”就中國當時對南海的需要程度而言是站得住腳的。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說”符合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邏輯，與中國海洋防御戰略轉變方向一致。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說”與2009年來不斷趨緊的南海局勢聯系緊密。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說”可能是中國政府決策層對于“共同開發”政策反思的結果。第五，“南海核心利益說”是中國對當時世界實力格局變化認識的產物。
總之，“南海核心利益說”能夠在國際社會引起巨大的反響，與美國戰略界對該說的解讀具有直接關系。客觀而言，美國戰略界關于該說的上述研究比較符合現實主義等相關國際關系理論，與一些明確支持該說的中國學者的依據有相當高的符合度。即使是主張“南海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中國學者，其論述依據與前者也有相當程度的重合。
三、“南海核心利益說”的影響
與國家利益方向一致且與客觀事實及其發展趨勢較一致的研究最終會直接影響國家外交政策。“南海核心利益說”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可分為近期（該說提出的3年內）和近中期（該說提出的7年內）兩個時間階段。不同時間階段，“南海核心利益說”的影響不一樣。但一般而言，近期影響往往會為近中期影響奠定基本的格局。具體到“南海核心利益說”的國際影響，則有必要對不同時間階段影響之間的關系開展深入探討，并在上述基礎上與美國戰略界關于“南海核心利益說”的依據相驗證。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說”加快了美國南海政策轉型速度，其針對中國的色彩越來越強烈。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說”加深了菲律賓、越南等國對中國南海政策的不安，使其有更大的動力、更急迫的壓力尋求各種方式對抗中國。
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說”警醒中國尋求得當的南海維權策略。
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說”造成的動蕩局勢進一步鞏固東盟作為南海問題減壓閥的作用。
最后，“南海核心利益說”所預示的美中南海博弈逐漸成為現實。
四、對“南海核心利益說”的思考
引發“南海核心利益說”的是《中國軍隊尋求拓展海軍實力》這篇文章。就該文而言，該說不過是一個具體的論據；但就此后該說的影響而言，該文為該說提供了一個國際趨勢分析框架。因此，對該說的思考宜以這篇文章的框架為基礎，以前后事實發展為依據，同時就該話題的“政治性”以及同國際關系理論的關系進行探討。
首先，就中國南海政策2009年來的發展來看，“南海核心利益說”可以視之為其微調的序曲。
其次，就美國南海政策的演進而言，“南海核心利益說”是其轉型的催化劑。
第三，美國“南海核心利益說”研究的政治正確性聚焦于美國南海政策的反思上，對于中國南海政策的防御性往往避而不談。中國“南海核心利益說”研究的政治正確性則集中于“怎樣才能更好維護南海相關利益”問題的研究上，對于涉及該說重要信息的真偽問題（即中國有沒有向美國提出該說）往往回避。美中兩國在該問題研究上的政治正確性客觀上難以起到促進雙方理解與合作的作用，其實際作用是控制博弈的強度，使其免于直接的武力沖突。
第四，適用于“南海核心利益說”國際關系理論只能是現實主義理論。建構主義與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無法應對中美在南海的安全關切與戰略考量。
五、結論
“南海核心利益說”之所以能有如此深遠的影響，主要原因是其內容契合美中對南海的核心關注。美中在南海的不同利益訴求屬于戰略范疇，難以在現有海洋秩序下合作共處，需要相互妥協以求共存。中國的化解之道是在強化“一帶一路”建設基礎上大力推動與東盟的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通過穩定的地區機制建設制約美國霸權護持的沖動。美國的應對之策如果一味對華示強，不以更多更優質的公共服務競爭影響力，則難免被邊緣化。
作者：曾勇，摘編自《南洋問題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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