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西洋的風與印度洋的風
進入近代，英、俄兩國也參與到內亞秩序的博弈當中，印度洋與大西洋的風吹拂過來，[ 這里所說的“風”當然有氣候上的意義，但本文尤其要強調的是其政治-歷史上的意義。] 雪域的歷史-政治邏輯變得更為復雜。
英國的謀劃基于其貿易過程展開。隨著1833年東印度公司被取消對華貿易壟斷權，臃腫笨拙的老大公司無力與私商競爭對華茶葉貿易，遂嘗試自行組織在印度種植茶葉以便控制貨源。印度洋的海風吹拂到喜馬拉雅山麓，形成適合茶葉種植的氣候，到19世紀50年代，大吉嶺發展為重要的茶葉基地。英國憑借雄厚的資本，組成生產、加工、運輸、銷售一條龍的龐大公司，中國單家獨戶的茶農和行商坐賈難望其項背，華茶的國際市場份額逐漸被印茶大幅擠占。188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的英國人急于開辟更多的市場，《泰晤士報》曾發文鼓動要將印茶銷入西藏，文中提到“大吉嶺百哩以內，有一個民族每日三頓除茶而外，不用其他飲料，而茶的供應是來自一千二百哩以外的中國。”
一旦印度茶葉入藏，對于大清的西藏治理將是個巨大的威脅。大清嚴禁私茶入藏，在康巴重鎮打箭爐（今康定）設置關卡，對入藏的川茶征收稅厘，以此筆收入來支付在西藏的各項開支，是謂藏餉。印茶一旦取代川茶占領西藏市場，則四川茶農將會失業，孕育著動蕩；而藏餉難以為繼，西藏將在政治和經濟雙重意義上被納入英印的勢力范圍。
英國人的謀劃則是，由于西藏與蒙古的政治和宗教聯系，一旦對西藏形成某種控制，就意味著取得了影響整個中亞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對抗正在中亞穩步向前推進的俄國人；他們更進一步認為，如有必要，可以用軍事手段打開印茶入藏的商業大門。終于，英印軍隊于1888年攻入西藏，強迫大清在戰后簽訂了《中英藏印條約》，印茶獲得免稅進入西藏的機會。太平洋水系的川茶被印度洋水系的印茶所取代，大清在西藏的統治能力漸被侵蝕，四川方向浮現隱憂。但是，英國基于其海洋帝國的生存邏輯，并不想真正占領西藏，以免背上統治當地的包袱；讓西藏成為一個英國勢力范圍下的保護國，構成英印與俄國之間的緩沖地帶，才是其最優策略。
俄國為了在“大博弈”中獲得更有利的地位，對西藏也垂涎三尺；一旦西藏落入其勢力范圍，則俄國人便可居高臨下俯視印度，對這顆“大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構成巨大的戰略威脅。俄國難以通過貿易手段對西藏形成影響，它轉而利用信仰藏傳佛教的布里亞特蒙古人來展開更大的戰略。
布里亞特地區在貝加爾湖東岸，位處西伯利亞交通要道，有著較多的俄羅斯移民，近旁還有俄國人在中西伯利亞地區的統治中心伊爾庫茨克，因此布里亞特蒙古人受到俄羅斯文化影響較大，又受到由俄羅斯轉手過來的西方文明的影響，在大西洋之風的吹拂下獲得了現代意識和民族主義意識。其現代意識使得他們對于較之大清更加現代的俄羅斯有著較強的認同感；其民族主義意識則呈現為一種泛蒙古主義的意識，并對藏傳佛教的故鄉雪域高原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
布里亞特人巴德馬耶夫在1893年向沙皇上“萬言書”，提出一整套經營蒙藏的方案，主張應將“蒙古、西藏、中國合并于俄國。” 巴德瑪耶夫推薦的另一位布里亞特人德爾智，則進入拉薩認真修習，獲得最高的佛學學位，并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十名侍讀之一。德爾智極力勸說達賴喇嘛要依靠俄國，宣稱“俄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英國害怕俄國”，“俄國不直接同西藏接壤，因而不會像英國那樣危及西藏”，“西藏人要想不落入英國人手中，就必須同俄國建立友好關系。”十三世達賴喇嘛因此委任德爾智作為其代表，在清末、民初數次赴俄嘗試尋求政治支持，以對抗英國的影響力；當英國趁著俄國陷于日俄戰爭無力他顧，于1904年攻入拉薩時，德爾智便護送達賴喇嘛出走至外蒙古庫倫，達賴喇嘛甚至曾考慮投奔俄國尋求保護。
沙俄的謀劃，隱然呈現出類似于當年林丹汗、準噶爾汗國等試圖打造的，覆蓋蒙藏的龐大戰略空間；但其謀劃所依托的布里亞特蒙古，卻有著雙刃劍效應。布里亞特人既會遠赴西藏為帝國效力，又可能因其泛蒙古主義而對沙皇在亞洲的統治構成挑戰。
19世紀后期，大西洋的風還在克里米亞、伏爾加河流域以及高加索的突厥裔韃靼人知識分子中，激活出泛突厥主義。地處斯拉夫與突厥過渡地帶的喀山大學，有著世界一流的東方學研究中心，也有眾多吸收了民族主義思潮、又憂心于突厥處境的突厥裔知識分子就讀，是孕育泛突厥思想的重鎮。到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1905-1907），此一思想在中亞已獲得廣泛影響。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意識形態，也吸引了很多曾在土耳其留學的中亞年輕人，他們在返回家鄉后更成為泛突厥主義的積極宣傳者。印度洋的風則在阿富汗激活出泛伊斯蘭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的開創者哲馬魯丁·阿富汗尼，出生在被英俄大博弈所打造出來、處在英國間接統治下的緩沖國阿富汗，他在去往麥加朝圣途中，曾在印度居住一年半學習英語，親眼目睹了英國鎮壓印度1857年大起義；他在麥加又與各國穆斯林領袖一起探討了伊斯蘭改革主義問題和建立“伊斯蘭大同盟”的問題。這一系列的經歷，促成了其強烈的反殖民主義、統一伊斯蘭世界的思想，形成巨大的影響。 泛伊斯蘭主義中有著革新伊斯蘭教的主張，其在中亞被又被表達為革新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相結合，有著更復雜的影響。
俄國構建內亞秩序的努力，由于前述力量的存在，總是有著各種投鼠忌器，反倒成為其戰略執行上的障礙。俄國從19世紀中后期直到二戰結束，一直阻止泛蒙古主義者主張的布里亞特、內、外蒙古合并，就是這會傷及自身；一如它擔心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傷及自身，不會去嘗試吞并新疆一樣。
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博弈沖突，對大西洋之風的策源地歐洲也構成重要影響。法國為了對抗德國，在1893年與俄國建立了協約關系；一直堅持“光榮孤立”的英國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挑戰，在1904年也與法國建立了協約關系。對法國來說，其兩個盟國彼此處于博弈沖突的狀態中，有可能讓其精心構建的聯盟關系變得無意義，因此它極力斡旋英俄關系，試圖讓它們也結盟。《英法協約》的核心文件《關于埃及和摩洛哥的聲明》，確認了埃及是英國的勢力范圍，摩洛哥是法國的勢力范圍，該聲明還附有一項《赫底威敕令》，敕令可從政治和經濟上確保外國債權國無從干預英國對埃及的獨占，但敕令需要經過法、俄等埃及的債權國同意才能實施，這便構成了法國協調英俄兩國談判的入手點。英俄兩國的談判圍繞達賴喇嘛問題，布里亞特人同西藏的宗教聯系問題，“科學考察隊”問題以及“西藏的對外交往不受他國妨礙問題”等展開，最終在1907年兩國簽署協約，完成了關于西藏以及埃及、波斯等諸多問題的交易。
大西洋的風與印度洋的風，在西域和西藏，交織在了一起，中國卻因此以中介性的身份獲得其地位；內亞地區復雜的精神秩序，以及大博弈的兩個主角更復雜的國際政治需求，反讓大清這個虛弱的第三方得以維系其西部疆域。
西藏的命運與遠方埃及的命運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勾連。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漢、唐時候曾反復看到的草原-高原的南北關系與中原-中亞的東西關系的對峙結構，此時在更大規模上展開，呈現為西伯利亞-印度的南北關系與中國-中東的東西關系的對峙結構；以內亞為軸心的地緣戰略大十字，在歷史上不斷擴展著其規模。
中國并不是個內在均質的國家，而是個大疆域多族群復雜化治理的帝國。[ “帝國”概念并不是說一定要有個皇帝，帝國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其多元復合結構，這使得它無法像民族國家一樣以內在均質化的方式實現治理。] 只從中原的視角出發，中國的多元復合屬性往往會在我們的問題意識中被遮蔽掉，只有通過邊疆，我們才會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的帝國性。雪域高原的歷史-政治邏輯，無疑是對此視野的重要啟發。
作者：施展 來源：第八屆北京青年政治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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