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制約中美互信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從戰略文化差異理解中美關系？2014年5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戰略再保證和決心：21世紀的中美關系》一書，嘗試以一種獨特的視角闡釋上述問題，給我們以答案。該書的兩位作者分別是詹姆斯?斯坦伯格和邁克爾?奧漢隆，前者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的常務副國務卿，后者為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兩人既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又有處理中美關系的實戰經驗，他們對中美關系的看法值得我們細讀與深思。
美國對中美關系緣何不自信
21世紀，國際政治領域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崛起。如今，中美實力對比已經發生改變，這種改變帶給中美關系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可以說，中美關系已經告別了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的“好日子”，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過去，中美實力差距明顯，美國在中美關系中擁有更大的主導權。但如今，中美之間實力差距被不斷拉近，兩國關系演變為“強―強”狀態。作為崛起國，中國擁有更大的機會和空間去追求國家利益，美國在中美關系中正在喪失主導權，兩國都在尋找新的平衡點，中美關系進入了新的、“痛苦的磨合期”。
圍繞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的關系，美國學界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守成國有意阻撓挑戰國的崛起，不會考慮崛起國的利益和訴求，二者的沖突難以避免。另一種觀點認為，二者是否會爆發沖突取決于崛起國，只有崛起國認為從現行秩序中已經無法受益時，才會以破壞性的方式重建全球新秩序。美國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既存在依賴性，又存在諸多不滿，根據目前的態勢很難判斷中國的態度，美國學界對中國“最終”是否會顛覆現行國際秩序存在巨大爭論，對兩國超越“囚徒困境”（誤判對手的戰略意圖而導致大國對抗）信心不足。
一方面，中國受益于現行體系。第一，現行的國際經濟體系為中國提供了亟須的市場和技術，為中國的商品出口提供了穩定而開放的市場，使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第二，過去幾十年，美國沒有將中國的經濟崛起和軍力發展視為挑戰，中美關系合作一直是主流，中國能夠在“體系內崛起”本身就證明了國際體系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第三，中國在現行國際政治秩序中也擁有獨特地位，如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是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重要成員。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也對現行秩序有諸多不滿。第一，不滿美國的對臺軍售、對中國海空的抵近偵查、插手東海和南海問題等，認為美國干涉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二，不滿美國阻礙歐盟對華武器出口、繞過聯合國實施軍事干預等，認為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奉行霸權主義。第三，不滿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主張改革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中美戰略互疑的根源
一是中美對“亞太再平衡”戰略認知不同。美國認為“再平衡”不針對中國，自己在亞太的軍事存在有效阻止了地區軍備競賽，限制了日韓兩國核力量的發展，防止了地區熱點問題激化，保障了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中國并不接受美國的這種說法和邏輯，認為美國整合亞太同盟體系是“冷戰的延續”，遏制中國的色彩濃厚；認為美國介入東海、南海等熱點問題使亞太地區局勢復雜化；認為越南、菲律賓等國在美國的支持之下提升了與中國對抗的力度，而美日同盟的強化助長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
二是中美兩國的戰略文化不同。美國的戰略文化受“孤立主義”和“美國例外論”影響，美國維護國家安全的目標是“把威脅拒之門外、把潛在威脅消除在萌芽狀態”，因此，美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不是通過國家間合作，而是有效的威脅防御。這些手段包括在海外投擲軍力，保持絕對軍事優勢，獲取區域安全機制的主導權。而中國的戰略文化受到“百年國恥”和“華夷體系”的影響，其國家安全目標是“防止外來干預，保護和平崛起的外部環境”，而實現目標的手段主要是對沖外來影響，獲取區域主導權。中美兩種戰略文化的碰撞導致了亞太區域的安全困境：中美兩國都不會放棄對亞太主導權的爭奪，都將對方視為威脅，但同時又不認為自己威脅到了對方。
三是兩國政治體制不同，加深了彼此的戰略不信任感。一方面，大多數美國民眾認同“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受國內政治機制制約，比較難以發動戰爭，因此常把非民主國家視為安全威脅的來源，把推廣民主人權作為重要的保障國家安全的手段，而中國則將此視為西方的“和平演變”，認為是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另一方面，美國不理解中國的政治決策機制，而中國對美國的三權分立機制也充滿懷疑。例如，中國一直對美國國會通過《與臺灣關系法》深表不解，認為美國“言而無信”、利用政治機制“玩弄政治手段”。而由于對彼此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缺乏理解，雙方很容易將對方的很多市場行為視為“國家行為”，導致了中美兩國在人民幣匯率、中國對美投資、竊取商業機密等問題上摩擦不斷。
四是國內因素對中美關系的消極影響在擴大。此前，國內政治的許多因素一直是推動中美關系發展的積極力量。如中國企業對美大量出口商品，經濟上獲益頗豐，而美國人也因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得以“用較低成本維持了高水平的生活”。中國大量持有美國國債，降低了美國利率，對美國經濟發展有利。因此，美國商界一直是支持中美關系發展的積極力量。如今，這些因素正發生改變。一方面，經濟危機后，美國工人大量失業，美國社會將其歸咎于“中國的制造業競爭”。由于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中國政府降低了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在華的美資企業感到了“心理落差”；同時，中國的資本輸出不斷增加，中美之間的商業競爭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伴隨著中美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兩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膨脹。2013年的最新民調顯示，僅有37%的美國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而超過60%的中國人認為美國有意遏制中國崛起，民意的壓力導致兩國在發展關系上的尺度更難把握。
中美關系需“戰略再保證”
中美關系正處于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兩國需認識到沖突所帶來的風險，并采取靈巧的戰略和政策予以化解，否則，中美關系的“囚徒困境”將成為現實。中國作為崛起國，需要表明不會以別國的利益為代價追求國家安全；美國作為守成國，需要表明美國不會改變支持中國發展的一貫政策，同時美國需要利用自身的經驗優勢，加強中美危機管控，防止軍備競賽的發生。
推動“戰略再保證”（reassurance）需要滿足兩個前提：一是雙方需要理解彼此的戰略文化和國家安全理念。二是雙方都應想方設法限制“敵對行為”，杜絕邊緣政策。中美應努力實現三個目標：一是讓對方相信，不會以犧牲對方利益為代價來追求“絕對安全”；二是一旦對方出現敵對行為，己方需有足夠的時間調整戰略，避免因為倉促“應戰”而使局勢升級，造成對抗局面無法挽回；三是雙方都需要挖掘共同利益，為合作創造條件，加強相互依賴，不斷提升發生沖突的成本。“戰略再保證”有四個內涵，一是克制（restraint），雙方都需要放棄“某些易被對方解讀為威脅”的行為；二是強化（reinforcement），當一方克制之后，對方應有所回報，以肯定和強化這種克制的行為；三是透明（transparency），雙方應展現更開放的姿態，彼此加強了解，使對方能夠明確感知到自己的戰略意圖；四是適應（resilience），若一方主動挑起事端，另一方可不急于回應，降低對對手做法的“敏感性”。實現“戰略再保證”需要“顯示戰略決心”（resolve），每一方都需要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關鍵利益，使對方了解自己的底線，并采取行動展示捍衛這一底線的決心。
中美兩國需要對超越安全的“囚徒困境”抱有信心，因為只有兩個“囚徒”在無法溝通和協商立場時，“囚徒困境”才會成立。如果雙方能夠有效溝通，這種困境很容易避免。中美需要在戰略和戰術層面上加強溝通，并直面可能導致沖突的各種問題。中美需要在軍費開支與軍事現代化、地區熱點問題、全球公地問題、軍力部署這四大領域展開直接而坦誠的對話，亮明底線，加深了解，建立規則，推動建立“可持續、合作性”的中美關系。如果中美能夠建立起一種新型大國關系，避免在21世紀滑向霸權爭奪或大國戰爭，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
文/董春嶺 原載于《世界知識》2014年第14期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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