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北伐在軍事上的順利進展，讓莫斯科很快開始為國民黨的軍隊大唱贊歌。《真理報》接連發表文章，稱贊國民革命軍“在組織方面和士兵群眾的政治覺悟方面與中國軍閥的武裝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優秀的、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軍隊”。[33]斯大林也公開表示：如果說在歐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義和暴動，那么在中國這已經不適用了。中國革命將靠軍隊取勝。因為，“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34]

受到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樂觀情緒的影響，在1926年底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向中共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斗爭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應該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和“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該支持其奪取農村政權，減少地租及捐稅負擔，沒收軍閥、地主、土豪、買辦以及寺廟、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對右翼軟弱和動搖政策的斗爭”，保證土地國有化進程，撤除外國租界和“沒收具有外國租讓性質的大企業、礦山、銀行”等。[35]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進展過于迅速，各方面準備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導致廣東及兩湖地區先后出現了工農運動失控的情況。僅武漢一地，北伐軍占領后兩三個月里，就發生罷工150余起，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急于擺脫貧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現了相互攀比，“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工廠店鋪等”過激現象。[36]而湖南農民運動中，也開始出現了諸如戴高帽、吃大戶，隨便勒索錢財，捉人殺人，禁養豬鴨，阻運谷米牲畜，抗捐抗稅，乃至于搗毀稅局厘局，擅自截扣軍糧等過度行為。再加上戰爭對生產和貿易的沖擊，外國企業停工，銀行被迫歇業，各大商業公司紛紛倒閉，中國廠家因工人頻繁罷工和原材料嚴重短缺而無法維持，兩湖地區日漸陷于生產癱瘓、市場萎縮、經濟停滯和物價飛漲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這時正在努力“防止我們過于向左”，并設法限制無政府現象的發生，反對工農運動的過高要求。[37]然而，共產國際決議案的到來，使中共中央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

中共中央這時通過決議聲稱：我們過去有一個根本錯誤，就是在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點便違反了革命鐵律。現在知道，革命就必須超越這個限制，不僅要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實際領導權，而且要“做到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集中鐵路、航業、礦山、大工業于國家機關支配之下，以行向社會主義。”[38]他們因此開始相信：“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中國工人確有力量，確可革命”，“可以擔負世界革命的責任”，因此，中國革命必須“一氣呵成”。[39]

但是，正當中國共產黨人躍躍欲試地在上海“準備一個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犧牲”，以便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新右派爭奪領導權的時候，對中國革命局勢的判斷總是慢半拍的聯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連開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熱情大潑冷水。他們接連致電提出：（1）不要用武力沖入租界，避免在上海發生類似漢口那樣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國主義聯合干涉的危險；（2）注意利用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沖突，不要倉促出面與軍隊對抗，并且應當隱蔽發展以保護自己；（3）應實際準備武裝組織，不要將武器交出去，但要準備在力量對比不利時將武器隱藏起來。[40]

斯大林這時正因為其中國政策的“右傾”受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尖銳批評。蔣介石破裂與中共關系的危險，恰好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口實。因此，斯大林這個時候既要高唱激進主張，又不能馬上改變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釋和觀點就是：“國民黨是一種聯盟，一種由右派、左派和共產黨人組成的革命議會，如果我們擁有多數，右派又順從我們，為什么要搞政變？為什么要驅逐右派？”“目前我們需要右派，他們中有領導軍隊進行反帝斗爭的有才干的人。蔣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著軍隊，正好可以作反帝斗爭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講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們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后再扔掉”。[41]

然而，還沒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準備，蔣介石等已經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繳了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8日，以蔣為首的國民黨人公開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與這時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進而還開始實施血腥的“清黨”措施了。

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國民革命軍占領下的廣東、福建、廣西、安徽、浙江、江蘇，以及公開歸附國民黨的西南諸省，先后都站到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的一邊，江西朱培德則夾在寧漢中間，兩邊搖擺。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左翼國民黨人，實際上有效控制的區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兩省區。兩省原本就因工農運動造成經濟危機，外交關系緊張，如今航運及陸路均遭封鎖，財政更加困難，統戰關系，乃至軍隊和工農運動之間的關系，也愈發緊張起來。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長沙許克祥部相繼發動的武裝叛亂，更進一步使武漢政府失去了對湖北部分地區，特別是湖南大部分地區的控制，從而更加凸顯了武漢國民黨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這時突然襲擊了蘇聯大使館，不僅捕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蘇聯大力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文件。此舉對國民黨人和馮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武漢政府甚至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

面對如此嚴重的局面，在武漢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不得不力謀妥協，以求緩和危險局勢。然而，斯大林等卻清楚地意識到破裂在所難免，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實“妥協”政策失敗的口實，斯大林突然異乎尋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徹底的革命方針。其隨后發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須同過火行為作斗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但是，它同時強硬提出：（1）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占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2）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5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4）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42]

莫斯科“五月指示”并沒有提出破裂的方針，甚至依舊堅稱保持國共統一戰線是必須的，這不能不嚴重地束縛了蘇聯顧問和中共中央的手腳。指示中的各點，或者因為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即等于破裂，因而無法提出；或者因為在如此形勢下短時期不可能實行，因而在實際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閣了。對此，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實在心有不甘，他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來電拿去給武漢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看，希望能夠取得汪精衛的諒解，然后漸次推行。作為一種討價還價，汪精衛提出了1500萬元的貸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卻又不能接受汪精衛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43]這個時候籠絡住武漢政府旗下的各軍隊的唯一辦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夠的金錢。既然莫斯科無法滿足這一條件，汪精衛自然也無法按照莫斯科的意愿行事。

1927年6月22日，武漢國民黨人唯一還可以寄予期望的馮玉祥，公開轉向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人一邊，要求武漢國民黨遣送鮑羅廷回國，并與共產黨實行分離的政策。緊接著，湖南籍將領唐生智、何鍵等公開站到同情許克祥等人的一邊，指責工農運動，并對武漢國民黨中央繼續容納共產黨人表示不滿。

7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終于意識到破裂的形勢已不可逆轉了。它因此明令共產黨員不能再留在國民政府里面，必須退出政府以示抗議。但它同時仍舊要求乘亂排除國民黨中央的權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國民黨新一屆代表大會，以根本奪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

面對這種情況，汪精衛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黨內高層公開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最終確定了“分共”的方針。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歷史，就此畫上了句號。

來源：《中蘇關系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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