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傳統中國社會里，歷代中原王朝統治者認為他們所統治的核心地區是所謂“九州島＂，為天下之中。“九州島＂之外有甸、侯、綏、要、荒等五服，五服之外，為四海，即蠻夷之地。古人心目中，其直接統治農耕區是為中國本土，其周圍四夷均為臣屬之地，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宋人石介《中國論》代表了典型的傳統中國觀，他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古代王朝所謂守御疆土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好所統治的農耕區，就是本土。其周圍為臣服的四夷，四夷的經濟、文化遠落后于中原，只是臣服朝貢關系，無須有明確的界域，因此當時沒有明確的國界線的概念。雖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唐蕃、宋遼、宋金的劃界，但實際只是一種臨時的軍事分界線，在沒有對立民族或政權的邊區，就沒有產生過這種界線。因此這種界線與現代國家的邊界線含義不同。
今天大家公認的表示國家疆域領土的“版圖＂一詞，在我國傳統社會里主要指中央王朝派官直接控制和治理的人口和土地。《周禮· 夏官·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島之國，使同貫利。＂《清史稿》卷283《何國宗傳》論曰：“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 版，即版籍，人口統計數字；圖即所據有土地的地圖。我國數千年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土地和人口（勞力），就是國家統治的基礎。所以“版圖＂一詞，就是指王朝直接派官治理，所控制的人口和土地，并據此按規定征納賦稅和勞（兵）役。但在我國數千年傳統社會里，中央王朝所統治領土內的情況非常復雜，有的是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有的則是通過邊區少數民族首領控制的羈縻地區。因此，歷史文獻中所謂“版圖＂，往往包有上述兩層意思，沒有嚴格限定為今日國家版圖的含義。在統治集團的心目中，前一種含義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版圖＂。例如，漢武帝西逐匈奴，控制了西域之地，置有西域都護府，但在《漢書地理志》里只記農耕區的103郡國。唐朝盛時，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均已內屬，但在其地置羈縻都督府州，以其部落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就是對中原農耕地區以外周邊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羈縻的統治方式，即對中央不納賦稅，不服勞役，與內地農耕區不同。到了明代，“即使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推到長城以外，并設置戍軍以支持的時候，其目的也是不對外發展，而是一種防御性占領，以填充可能被利用來攻擊中國邊界的缺口。”
清代康、雍、乾三朝大統一帝國疆域的最后形成，使清代統治者面對的是空前遼闊的疆域，擴大了的邊疆的視野。歷史上中原王朝的北邊長城已經失去了國防的意義，不過是一條天然農牧分界線而已。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巡幸喀爾喀蒙古地時，躊躇滿志地對扈從諸臣說：“昔秦土石之功，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由此可見，清代前期統治者對疆土的視野遠遠超過了以往歷朝歷代。但是數千年來形成“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觀念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這可以從清代統治者對其領土的管理和對“版圖＂的觀念中反映出來。
清廷統一以后，對轄下廣大領土的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統治方式和行政體制，大體上分為三種類型：（一）直省，即內地十八省，為明代故土，是傳統的農耕區，清初仍沿明制，采取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制度，不過改南京為江南，初為十五省，后有所析置。至乾隆中葉定為內地十八省（直隸、江蘇、安徽、山西、山東、陜西、甘肅、河南、江西、浙江、四川、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云南），成為定制。（二）藩部。指邊疆部落地區，包括極東北大小安嶺地區的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原始狩獵部落，清代泛稱“打牲部落＂，還有內外蒙古、回部和西藏，屬中央理藩院管轄。范圍東自黑龍江、松花江，北盡喀爾喀，南以長城為界，西北包括整個新疆和青藏高原，西南直至川滇邊區。各地區的統治模式雖所有不同，但都是清王朝的直屬領土。（三）滿洲發祥地東北地區，采取以軍政為主、州縣為輔的特別行政體制。由于清代疆域空前廣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自然條件的差異很大。清王朝采取不同行政統治方法是符合實際的。
但是，滿洲政權是從一個相對落后的游耕、狩獵民族，經過一百多年的錘煉，最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農耕、游牧、采集狩獵三個不同地區、民族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的龐大帝國，面對是完全新的政治局面，對帝國的統治者來說，一方面是要以新的理念來統治遼闊的疆土，一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中國固有傳統的國家理念，因此對現代國家政治意義上的疆土、疆域、領土、版圖等概念的理解，開始是很不清楚的，甚至是模糊的。
例如藩部各地，在清一代大部分時間屬崇德三年（1638年）成立的中央理藩院管轄，但理藩院還統轄外藩屬國，如俄羅斯事務亦由理藩院柔遠司管理，當時清廷也將俄羅斯視為“北蕃＂，這里就有中外分別不清之弊，這種模糊的中外關系，實出于清人對藩部的看法還是傳統的“王者守四夷＂觀念，對周邊四夷主要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還離不開傳統的文化疆域的概念。直至咸豐十年（1860年）理藩院掌管的外交事務，才劃歸總理衙門管理。
又如，中國傳統社會里，將農業文明和儒家文化地區視為本土，而此外則視為化外之地。帝國的君主認為只要這些化外的“蠻夷＂恭順臣服，按時納貢，為中國守四方，就無須有明確的邊界線。所謂：“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進入清代，這種觀念仍舊，如清初入關占有明朝故土，概謂之“新入版圖＂，并謂“目今廣輿大勢，漸次盡入版圖。＂但又有將原已進入中央王朝統治領域內的少數民族首領管理的土司地區，在改土歸流后，才說成是“新入版圖＂，同時在清代還進一步強調對新進入版圖的少數民族進行儒家文化的教育。所以當時內外之分，主要是指是否屬于農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圈，如云南、廣西明明是邊疆地區，卻被說成是內地十八省。可見當時所謂“版圖＂，實質就是指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能直接控制的地區，并非專指其所統治的所有疆土。
又如，專指今新疆地區的“新疆＂一詞，出現于乾隆平定天山南北以后，當時尚未成為正式固定的政區名稱，有時或稱西域、有時專指天山以南回部。正式成為政區名，實在新疆建省以后。但在此前，“新疆＂一詞在康、雍年間已經出現，并非指今新疆，而是對貴州、云南、湖南、四川等改土歸流后的地區稱“新疆＂，如《清實錄》中有“東川、普洱等處半系新疆＂，貴州的“古州新疆＂，湖南“苗疆如辰州府屬之干州、鳳凰、永綏三廳……寶慶府之長安廳，俱系新疆＂，“兩金川蕩平，新疆事件悉由松茂道查辦核轉。＂這些地區清初早已列入版圖，為何此時又稱新疆？根據史實，實系改土歸流后，中央新置官設治的疆土。所以清代前期的疆土、版圖概念與近代民族國家的疆土、版圖概念有所不同。
節選自鄒逸麟《論清一代對疆土版圖觀念的嬗變》，載于《東アジア交涉研究 別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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