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中國未來的可持續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調查顯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2010年后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滑。但是，這并非由于人口紅利的消失，也并非由于投資的調整，相反這主要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中國三季度GDP增速小幅降至7.3%，好于市場預期。在八月份工業增加值數據意外失速之后，九月份的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勢頭重新回穩。這在短期減緩了對于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擔憂。

盡管如此，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仍然疲軟。三季度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穩定增長和剛剛創下歷史新高的貿易順差。消費和投資在前三季度對GDP的貢獻是6.6個百分點，是1999年以來的新低。投資的下滑趨勢仍然持續：九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3.8%，與八月份相同，這也是自2006年12月以來的最低增長率。其中，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進一步下滑到8.5%，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2%。

這種經濟增長結構的轉變是一種積極的轉變。房地產市場和一些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整有助于糾正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其它積極的變化包括：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GDP和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服務業的增長速度超出制造業增長速度；高速的信貸增長，尤其是影子銀行的爆發式增長，在最近也得到了明顯的控制。

從短期看，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幾乎必然伴隨著投資增速的下滑。如果外部環境不出現大的變化，這意味著經濟增速短期面臨下滑的壓力。問題是，如果中國要在中長期維持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增長的動力可能來自何處？在學界，主流意見是中國經濟將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也有由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認為投資仍然是中國持續增長關鍵的不同意見。

爭論分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定義的不明確。在轉型過程中，消費在經濟中的占比會上升。但是，如果對這一轉型極端地解釋為中國經濟應該激進地去投資化和主要依靠消費作為增長的引擎，幾乎可以肯定這會是新的政策失誤。

環顧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僅僅依靠消費（比如消費占GDP比重在70%以上）維持超過6%的增速。過度提前消費反而是造成一些國家經濟危機的原因。反過來，二戰后成功實現高增長的國家，其高增長階段往往伴隨著高投資。

林教授的觀點通常被誤讀為中國應該延續過去高投資的增長模式。這里如果就兩個問題做下澄清，可能會對討論有所幫助。

首先，高投資不等于投資增速不會下滑。 中國目前投資在GDP的比重接近50%。如果在未來五年這一比重下調至35-40%，投資增速會持續下滑。但是，35-40%的比重在全球仍然屬于最高。

其次，更重要的是區分投資與有效投資，也就是投資的效率問題。我們舊有增長模式中的問題在于高投資同時伴隨著大量低效甚至無效投資。如果這一現象持續下去，即使投資增幅下降，也很難說經濟增長的質量在提高。反過來，如果通過改革提高投資的效率，即使投資增速仍然很高，對于整個經濟可能利大于弊。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中國未來的可持續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們最近做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2010年后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滑。但是，這并非由于人口紅利的消失，也并非由于投資的調整，相反這主要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相比2006-2010年，過去三年全要素生產率對GDP的貢獻平均下滑了1.5個百分點。其它一些研究的結果與我們非常吻合，如白重恩教授的系列研究顯示中國平均投資收益率在2008年后出現大幅下滑。

未來五至十年，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步降低。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適齡勞動人口的絕對數在2012年首次出現下降，勞動力市場總體供求關系也出現了質的變化，由以前供大于求轉為結構性供需不平衡。 城鎮化的繼續推進、計劃生育政策的放寬、退休年齡的調整可能有助于緩解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壓力，但總體而言，人口紅利逐步減少應該說是大家的共識。

資本投入方面，即使從最樂觀的角度，中國幾乎沒有可能復制過去十年那么高的增速，因此資本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會逐漸下降，盡管在下降的幅度上可能會存在分歧。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速度，希望在于重振勞動生產率。 這里的有利因素是，目前的勞動生產率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因此通過改革提高生產率大有余地。供給端的改革，如改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推動要素價格改革，可以發揮核心的作用。

但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經濟轉型中的一個現象是服務業增速快于制造業，但是通常而言，服務業（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經濟轉型不能輕言放棄制造業。在電子、機械制造、高鐵等領域，中國在產業升級方面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鼓勵創新升級；甚至在一些低端的制造業領域（如服裝），也存在從低附加價值端向高中端價值端轉移的巨大潛力。

從這方面講，目前在創新經濟的討論中，似乎一邊倒地強調美國的創新模式，主要強調開拓新行業與新產品（以蘋果手機、電動車、3D技術等為代表）。這些固然是創新的重要一面，但也應該關注如德國、日本、韓國的創新模式，主要是在已有行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提高市場競爭力。與美國模式不同，這種創新不一定在產業形成的初期成為領跑者，但是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努力成為有力的競爭者。對于中國而言，后一種創新模式可能是更加實際的選擇。

文/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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