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權思想演進中東南亞認知的變遷
［摘要］自“海國”思想形成以來，在日本海權思想的發展中，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對東南亞的認知發生了顯著變化。東南亞在明治時期被視為日本“潛在的海外殖民地”，在二戰時期被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重點區域，在戰后因“南海”戰略價值重獲重視，到如今被視為日本建立“海洋國家聯盟”應當聯合的對象以及日本建立地區主導權的重要抓手。在日本海權思想的演進中，其東南亞認知的變遷對日本海洋戰略的形成與發展、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以及中日關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自近代以來，無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政府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還是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中，東南亞在日本的國家戰略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這與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在海權思想研究中對東南亞的持續關注以及對國家政策的不斷呼吁密不可分。盡管不同時期日本海權思想中的東南亞認知不盡相同，但仍具有一定的內在延續性。梳理日本海權思想中的東南亞認知變遷，對于把握日本“海洋國家”思想的歷史演進，理解當前的日本海洋戰略，前瞻性分析未來日本海洋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目前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海權思想演進中東南亞認知的著作或文章并不多見。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北岡伸一通過回顧20世紀60年代高坂正堯的研究，提出無論是“海洋國家論”還是“貿易國家論”，其根本目的都是保護日本的海外通商利益，這才是日本自幕末明治以來所有國家戰略的宗旨[1]。中國學者中，陳奉林教授、靳穎教授為探尋二戰時期日本 “南進”政策的源流，分析了明治至昭和時期日本學者對東南亞地區的研究[2]；廉德瑰教授歸納了近年來日本學者的海洋戰略研究，指出這些研究的思想根源是“脫亞入歐論”“中日區別論”“中國威脅論”等[3]。總體來看，目前學界對日本海權思想中東南亞相關問題的研究方法、理論視角等方面的探討還需要加以充實，對日本海權思想演進中東南亞的認知變化的系統分析尚有待豐富。
在“日本海權思想”中，東南亞究竟處于怎樣的位置？不同時期，日本學術界、戰略研究界人士對東南亞的認知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將通過對各時期日本海權思想代表性人物的觀點進行梳理和分析，回答這些問題。
一 “海國”思想形成至二戰結束的東南亞認知
（一）“海國”思想形成時期的東南亞認知
日本的“海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中后期（日本江戶時代后期）林子平撰寫的《海國兵談》一書。由于自幼酷愛地理并受深諳蘭學的友人影響，林子平非常重視海防。他在自己的書中寫道：“什么是海國？海國是無鄰國接壤、四面環海的國家。因此海國必須擁有相稱的武備，不同于中國的兵法和日本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各種軍事學說和軍事思想……為防御外敵入侵，就要靠水戰，而水戰的關鍵是大炮。抓好這兩點，就抓住了日本國防的關鍵。這就是（日本）與……大陸國家國防思想的不同之處?！盵4]林子平的“海國”思想，從日本四面環海的獨特地理位置出發，指出日本與大陸國家的國防戰略思想的差異，并將海防作為國防的關鍵，具有一定的突破性。隨著《海國兵談》在民間流傳，林子平的“海國”思想也逐漸為民眾所知曉。然而，由于林子平的海防思想與當時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鎖國海防”政策相悖，其思想被幕府否定，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加以禁錮[5]。
1853年的“黑船事件”迫使幕府改變“鎖國海防”政策，進而打開國門，積極興建海軍。幕府不僅撤銷禁止造大型船舶的命令，向荷蘭訂購軍艦，還開辦海軍傳習所、造船廠、制鐵廠等。在這一階段，日本國內涌現出佐久間象山、佐藤信淵等一批思想家，他們通過《海防八策》、《水陸戰法錄》等作品提出日本的海防建議。與此同時，清朝魏源的《圣武記》、《海國圖志》等著作也備受日本有識之士的關注與推崇。
明治維新以后，對日本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當屬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福澤諭吉認為，“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盵6]“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后，那么，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盵7]因此，福澤諭吉“號召日本人向文明進軍”，就是為了“保衛國家的獨立”[8]。
在積極關注西方，向先進的歐美海洋國家學習的同時，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還對東南亞保持了濃厚的興趣。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涌現出服部徹、恒屋盛服、志賀重昂、菅沼貞風等一批學者，他們積極強調東南亞對日本的戰略意義，成為“南進”思潮的早期代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當屬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服部徹的《南洋策》以及恒屋盛服的《海外殖民論》，它們不僅向日本國內民眾介紹東南亞地區的風土人情、自然資源、商業價值，還重點闡述這一區域對日本的戰略意義，特別是東南亞如菲律賓等地與日本之間的交通之便，進而預言太平洋諸島、澳大利亞、北美、中南美洲等地將是未來日本海外殖民的主要方向[9]。這一時期，曾為日本海軍中將、后擔任海軍大學教官的佐藤鐵太郎積極吸收馬漢的“海權”思想，主張在西太平洋地區確立日本海軍的優勢地位[10]?？梢?，東南亞已經被視為日本海外殖民與軍事擴張的目標區域。
在這一時期的“海國”思想中，日本學者的東南亞研究具有三個特點。首先，從研究立場來看，在當時大部分日本學者將歐美國家視為“文明”、“獨立”的象征而加以研究的大背景下，東南亞國家之所以也受到青睞，并不是由于其政治制度或文化傳統，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東南亞等地成為歐美國家殖民擴張的對象，日本學者由此對日本未來產生了危機感[11]；另一方面，東南亞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資源優勢”以及作為海外殖民地的潛在價值也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東南亞研究的初期，日本學者就帶有一種心理優越性，沒有將東南亞視為平等的對象，而是將其作為本國未來的殖民地加以考慮。其次，從研究視角來看，日本學者對東南亞的早期研究并未局限于單純的地理學視角，而是具有地緣政治學的濃厚色彩。例如，服部徹積極倡導日本應與德國爭奪菲律賓呂宋島的通商權利，從而加強對這一海上戰略要地的控制，再進一步實現“拓地殖民”[12]。最后，從研究方法來看，“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是當時研究東南亞的日本學者普遍采取的分析方法。面對眾多對手，國力有限的日本如欲開拓殖民地應當采取什么措施呢？對此，服部徹主張，應當首先通過“通商貿易”而非“侵食掠奪”的方式與英國、德國等在東南亞展開競爭，并在那些軍備相對弱小的國家開拓殖民[13]。由此可見，在“海國”思想形成時期，盡管“脫亞入歐”成為當時日本社會的主要思潮，仿效歐美受到學界、政界乃至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東南亞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獨特的海上戰略地位已經引起一些日本學者的重視。
（二）大正時期至二戰結束之前的東南亞認知
從大正時期至二戰結束之前，圍繞日本國家戰略的選擇問題，大陸派與海洋派展開了長期、激烈的論爭。參與論爭的，既有普通學者，也有政府與軍方力量。陸軍成為大陸派的主導力量，積極鼓吹“北進”路線；海軍則成為海洋派的核心力量，大力推動“南進”政策。以拓務省為主的官方、以海軍部為主的軍方和學界共同推動“南洋”研究，成為日本這一時期海洋研究的顯著特點。
大正時期，日本學界對東南亞研究的興趣持續高漲，相關著作達到238冊[14]。其中，以副島八十六的《帝國南進策》、松本敬之的《南方帝國論》最具代表性。這一時期日本學者對東南亞的研究內容日益豐富，不僅涵蓋包括金融、貿易、投資等經濟、文化領域，更涉及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為后來日本對東南亞的武力入侵與資源掠奪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日本官方對東南亞的研究也在積極地進行。自20世紀初葉起，為配合日本的殖民擴張活動，受命于日本中央政府、在拓務省直接管轄之下的臺灣總督府就開始了對東南亞地區礦藏、物產等的調查活動。據統計，1910—1942年間由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對中國華南地區、東南亞地區的調查報告書達到近百種，其中1920—1935年間出版的數量占1910—1942年間出版總數的34.8%[15]。1939年，日本駐臺灣總督小林躋造在《南方外地統治組織擴充強化方案》中指出，“隨著我國國力的發展，帝國的南方政策日益緊迫起來。對南支南洋的工作如何，對國策的完成具有重大關系……”[16]這一直白的表露顯示出日本奪取東南亞的強烈意圖。
1940年，以巖畔豪雄、堀場一雄編寫的《國防國策案》為基礎，時任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公布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積極鼓吹建立以“日、滿、華為一體，包括南洋的大東亞之新秩序”，明確了“大東亞”政策的地區范圍，即“在日、滿、華之外，又包括整個東南亞及東西伯利亞、澳洲、印度等廣大亞太地區。”[17]?！按髺|亞共榮圈”構想的提出，標志著日本自開國以來的“脫亞入歐”向回歸亞洲、領導亞洲轉變，但“北進”與“南進”之爭并未就此結束。直到“諾門坎事件”發生，日本才被迫放棄“北進”路線，選擇“南進”路線。然而，南進就不可避免要與美國發生沖突。日本軍部最終選擇了山本五十六的計劃，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18]，拉開了對美作戰的序幕。日本陸軍在海軍的配合之下，向東南亞發起戰略進攻。直到中途島海戰，美國海軍才終于開始占據主動地位，直至二戰勝利。
自大正時期至二戰結束之前，日本“海國”思想中關于東南亞的研究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從研究主體來看，學者研究不再是東南亞研究的主角，官方和軍方逐漸成為研究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施者。第二，從研究成果來看，由官方機構，主要是拓務省所轄各部門撰寫的關于東南亞的資源、物產、風土人情等情況的調查報告林林總總、門類繁多，它們與數量眾多的學者著作一起成為日本政府制定戰略與政策的重要參考。第三，從研究基地來看，由于地理上與東南亞較近，臺灣總督府承擔了大量對東南亞地區的調研任務，臺灣成為日本研究東南亞的前沿基地和侵略東南亞的跳板。毋庸諱言，在這一時期，東南亞地區已經被日本學者、官方乃至軍方視為建設日本帝國和“大東亞共榮圈”的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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