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種觀點，在理論視角上存在根本差異。長島昭久是從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視角出發，強調“對抗”；而船橋洋一則更多地從地區主義的視角出發，強調“合作”。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視角下，長島昭久呼吁聯合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海洋國家，共同對抗大陸國家；而船橋洋一認為東亞是一個整體，同屬一個海洋文明圈。一方面，船橋洋一犀利地指出，將擁有綿長海岸線和眾多濱海人口的中國簡單歸為與“海洋國家”對立的“大陸國家”，無益于判斷中國未來的戰略走向，也不利于日本海洋戰略的制定；另一方面，由于長島昭久也贊同在人道主義救援、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機制、保護海洋環境等方面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個國家都必須與東南亞國家展開合作，船橋洋一由此進一步引申，以此作為反對海洋派鼓吹“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對抗的理由。
盡管長島昭久的觀點引起諸多爭議，但近年來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甚至政界卻有多人秉持相似觀點，且影響力不斷上升。
總體來看，當前日本海權思想中關于東南亞的認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基于東南亞作為海上通道的戰略地位，呼吁加強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前日本防衛廳防衛局長、防衛事務次官、時任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36]會長秋山昌廣在向日本政府提出《2002年海洋建議書》后，又于2005年領銜提出《海洋與日本：對21世紀海洋政策的建議》。這份標志著日本海洋戰略成型的文件強調要推動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其內容主要包括：（1）通過加強與沿岸國家及通航國之間的合作，共同確保馬六甲海峽的通航安全；（2）在打擊亞洲海盜問題上推動包括雙邊合作在內的多種方式開展地區合作；（3）應對海上恐怖主義，積極踐行國際海洋機構（IMO）的條約，和有共同利益的海洋國家之間加強合作等[37]。這些目標，沒有東南亞國家的密切配合是不可能實現的。2014年，已任東京財團理事長的秋山昌廣再次指出，“南海之于日本，是資源能源等的海上運輸要道，確保其安全是（日本）重要的國家利益。”[38]在秋山昌廣等戰略研究界人士不斷強調“確保日本船只在馬六甲海峽的通航安全”的過程中，東南亞國家在日本海洋戰略中的地位被進一步凸顯出來。
第二，將南海問題與中日東海領土爭端聯立，主張聯合東南亞國家抗衡中國。東海大學海洋部教授、海洋政策研究財團（OPRF）客座研究員山本吉彥一邊主張日本要在東海海域守護“日本的領?！盵39]，一邊在《產經新聞》發表文章，聲稱“今天的南海就是明天的尖閣群島（釣魚島）”[40]，呼吁東南亞國家與日本聯合起來對抗中國。在高坂正堯的高足、野田佳彥內閣的外務大臣前原誠司的推動下，民主黨執政時期的《防衛計劃大綱》明確寫入了“加強海軍力量、防范中國，并保持與強化同傳統伙伴東盟國家在安保領域的合作”等內容[41]。
第三，呼吁發揮日本的作用，配合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牽制中國。青山學院大學教授菊池努指出，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通過既存的霸權國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的博弈，在亞洲地區形成“美中共同管理體制”將是東南亞國家不希望看到的；相反，美中之間的對抗激化、甚至導致如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并非東南亞國家所愿。無論哪一種情況，東南亞諸國都難以避免受到大國關系影響的命運[42]。日本不僅是東盟國家緊密的經濟伙伴，由于日美安保體制的存在日本還是在亞洲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最重要的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實力下降時，日本是可以提供補充的有力國家之一。因此，經濟領域以及安全保障領域，均可發揮日本對中國的牽制作用[43]。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東京財團高級研究員神保謙也認為，伴隨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軍事實力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為配合美國的亞洲政策，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影響力應當覆蓋到東南亞地區[44]。
第四，將發展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與建立“日美澳印”同盟相結合。一些戰略研究界人士認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印度、澳大利亞在民主價值觀、地區海洋秩序目標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其中，前日本海上自衛隊成員，曾在冷戰期間擔任護衛艦艦長，現任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金田秀昭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指責中國實行“海洋霸權主義”，提出日本要深化日美同盟關系，擴大與東盟國家、澳大利亞、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地區民主主義海洋國家的合作[45]。日本防衛研究所研究員飯田將史也認為，“中國加速進入海洋是東亞安全保障的重大課題……應推動日本與東南亞國家、與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的關系，根據維持海洋秩序的共同目標開展具體的合作?！盵46]東京財團研究員長尾賢進一步指出，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具有長期的防務合作關系，已經與東南亞國家在海洋安保領域開展了多項合作，如為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南海沿岸國家的軍隊進行訓練等；未來印度可能在該地區的安保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為了更有效地提升東南亞國家的防衛能力，他呼吁積極推動日印合作[47]?？梢?，越來越多的戰略研究界人士開始將發展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同建立“日美澳印”同盟結合起來。
第五，呼吁共同構建“海洋國家聯盟”，并建立日本的主導權。西川吉光在《日本的外交戰略》一書中指出，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日本應當開展“海洋亞洲”外交、構建海洋同盟，在東南亞、大洋洲與南太平洋群島、南亞這三個地區中，東南亞的重要性位居首位。他認為，以東盟為主要舞臺，當前日本與中國爭奪東亞主導權的競爭正在愈演愈烈[48]。
第六，認為日本對“維護東南亞地區安全”負有責任，呼吁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安保領域，神保謙研究員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相關數據，判斷未來美、中、日和東盟六國[49]國防開支的對比將出現巨大變化?！叭绻绹膰篱_支保持高速增長，那么到2030年美國國防開支仍能維持對華優勢；而如果美國削減國防開支、中國國防開支保持高速增長，到2030年中美國防開支將出現逆轉。即使按照以往的增速，中國國防開支2030年也將達到日本的9.1倍，東盟六國的4.4倍；一旦中國國防開支高速增長，2030年將達到日本的12.7倍，東盟六國的6.2倍?！盵50]他指出，伴隨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軍事實力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51]。同時，安倍內閣的政策咨詢團體“重建安全保障法的基礎懇談會”“重建安全保障法的基礎懇談會”[52]的成員田中明彥也指責中國在向南海擴張，并主張修改憲法第9條的解釋；他認為“自衛權是國家當然享有的權利。在這一范圍之內允許‘使用武力’”[53]。金田秀昭也主張日本應強化“自主”防衛力量，呼吁日本政府修改《防衛計劃大綱》，修改《憲法》對于“自衛權”的規定，提升自衛隊的地位[54]。
學界、戰略研究界對東南亞的關注，促使日本政府對東南亞的戰略地位高度重視，并不斷推進其相關海洋政策的實施。首先，從官方文件來看，安倍晉三二次執政以來，在日本海洋戰略的基本方針——《海洋基本計劃》（第二期）中，在“確保海洋安全”、“加強沿岸區域管理”、“在海洋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等章節中前后多次提到“東南亞地區”、“馬六甲海峽”[55]；2018年5月頒布的《海洋基本計劃》（第三期）中，也多次提到“馬六甲海峽”“東南亞”和東盟（ASEAN）[56]。日本內閣決議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開發合作大綱》以及防務省、外務省等職能部門發布的歷年《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等各級各類官方文件中也多次廣泛涉及與東南亞相關的海洋議題；2016年，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也再度強調東南亞對日本海洋戰略實施的重要意義[57]。這些現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官方對東南亞地區海洋安全事務持續、密切的關注。其次，從政策實施來看，安倍政府不僅高度重視維護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系，還深度介入南海問題，千方百計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復雜化，更積極協助東南亞國家提高海洋安全保障能力。一方面，通過共享海洋安全情報、協助培養防務官員、開展聯合訓練與聯合演習等方式，不斷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防務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加強裝備與技術援助。例如，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的無償援助形式向越南海岸警衛隊提供巡邏船[58]，日本海上自衛隊以租借的方式向菲律賓提供TC-90教練機等[59]。日本政府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既有提升地區影響力的戰略設計，又有配合美國牽制中國的戰略意圖。
結 語
總體來看，從18世紀中后期“海國”思想時代到近年來日本國內圍繞海洋戰略的爭論，在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日本海權思想演進過程中對東南亞的認知發生了顯著變化：明治時期，東南亞由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資源優勢”，被日本作為潛在的海外殖民地進行研究；二戰時期，東南亞被日本學界、官方乃至軍方視為建設日本帝國和“大東亞共榮圈”的重點區域；戰后初期，東南亞研究隨著海洋戰略研究中的重振漸漸復蘇；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地區受到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的普遍重視，開始被視為日本實現“海洋立國”目標的重要依托；進入21世紀以后，東南亞不僅被視為“海運咽喉”，東南亞國家也被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視為“戰略伙伴”、“海洋盟友”和“安保對象”。
在當前日本學界、戰略研究界的研究中，東南亞地區既是日本建立“海洋國家聯盟”應當聯合的對象，也是日本謀求地區主導權的重要抓手，這已經成為如今日本海權思想的主流觀點。學界、戰略研究界對東南亞的密切關注推動了日本政府高度重視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從而對日本海洋戰略的形成與發展、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以及日本與中國的關系，乃至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 釋
[1]北岡伸一 『海洋國家日本の戦略―福沢諭吉から吉田茂まで』、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編『日米戦略思想の系譜：平成15年度戦爭史研究國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防衛庁防衛研究所、2004年。
[2]陳奉林、靳穎：《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源流》，《外國問題研究》1997年第2期。
[3]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國家意識》，時事出版社，2012年。
[4]〈日〉外山三郎著，龔建國、方希和譯《日本海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1頁。
[5]王生榮：《海權對大國興衰的歷史影響》，海潮出版社，2009年，第101頁。
[6]〈日〉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9頁。
[7]同上書，第177頁。
[8]同上書，第200頁。
[9]轉引自陳奉林、靳穎：《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源流》，《外國問題研究》1997年第6期。
[10]佐藤鉄太郎『帝國國防史論』、原書房、1979年。
[11]志賀重昂『南洋時事』、丸善商社、1887年。
[12]服部徹 『南洋策』、東京：村岡源馬、1891年。
[13]同上。
[14]〈日〉清水元：《兩次戰間期日本·東南亞關系諸相》，亞洲經濟研究所，第6頁。轉引自陳奉林、靳穎：《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源流》，《外國問題研究》1997年第6期。
[15]後藤乾一 『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巖波書店、1995年、82、88-94頁。
[16]東南アジア歴史學會 『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44頁，轉引自陳奉林、靳穎：《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源流》，《外國問題研究》1997年第6期。
[17]藏運祜：《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2頁。
[18]〈日〉阿川弘之著，沈英甲、呂萍萍譯《荒海之鷲：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海軍出版社，1989年。
[19]高坂正堯 『海洋國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年、177頁。
[20]同上書，第250頁。
[21]同上書，第179-180頁。
[22]高坂正堯 『海洋國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年、190-191頁。
[23]初曉波：《身份與權力：冷戰后日本的海洋戰略》，《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24]川勝平太 『文明の海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年、170頁。
[25]川勝平太 『文明の海へ：グローバル日本外史』、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年、12-13頁。
[26]〈日〉川勝平太：《西太平洋聯合論》，載《21世紀日本的前進道路——第26期防衛討論會演講集》，東京: 社團法人隊友會2000年，第304頁，轉引自初曉波《身份與權力：冷戰后日本的海洋戰略》，《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27]伊藤憲一監修 『海洋國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2001年、165頁。
[28]2015年4月1日，“船舶與海洋財團”（通稱為：海洋政策研究財團）與笹川和平財團合并，合并后的財團沿用“笹川和平財團”的名稱，原“海洋政策研究財團”的活動由笹川和平財團海洋政策研究所繼承。
[29]伊藤憲一監修 『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國から海洋國家へ』、東京: 日本國際フォーラ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発売）、2000年、4-7頁。
[30]田中明彥『中國の臺頭と東アジアの勢力均衡の変化』、伊藤憲一監修『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國から海洋國家へ』、東京: 日本國際フォーラ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発売）、2000年、206-207頁。
[31]伊藤憲一監修 『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國から海洋國家へ』、206頁、225-226頁、241-242頁。
[32]長島昭久 『アジアに「海洋國家連合」の創設を』、2007年1月26日、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d/20070201，2017-08-28。
[33]長島昭久 『アジアに「海洋國家連合」の創設を』、2007年1月26日、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d/20070201，2017-08-28。
[34]船橋洋一『「海洋民主主義連合」の落とし穴』、『週刊朝日』No.778、2006年3月17日、http://publications.asahi.com/syukan/briefing/778.shtml、2016-06-01。
[35]船橋洋一 『「海洋民主主義連合」の落とし穴』、『週刊朝日』No.778、2006年3月17日、http://publications.asahi.com/syukan/briefing/778.shtml、 2016-06-01。
[36]船舶與海洋財團”通稱為“海洋政策研究財團”，2002年日本政府提交《2002年海洋建議書》時，該財團仍為此名稱。2015年4月1日，海洋政策研究財團與笹川和平財團合并，合并后的財團沿用“笹川和平財團”的名稱，原“海洋政策研究財團”的活動由笹川和平財團海洋政策研究所繼承。故此處使用“海洋政策研究財團”這一名稱。
[37]海洋政策研究財団 『海洋と日本：21世紀の海洋政策への提言』，https://www.sof.or.jp/jp/report/pdf/200601_20051120_01.pdf
[38]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219頁。
[39]山田吉彥『日本國境戦爭、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
[40]山田吉彥「山田吉彥氏、今日の南シナ海は明日の尖閣だ」、『産経新聞』、2014年1月27日、http://www.iza.ne.jp/kiji/column/news/140127/clm14012703190001-n1.html
[41]「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畫の大綱について」（平成22年12月17日安全保障會議及び閣議決定）、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0/1217boueitaikou.pdf#search=’%E9%98%B2%E8%A1%9B%E8%A8%88%E7%94%BB%E3%81%AE%E5%A4%A7%E7%B6%B1+2010、2017-03-01。
[42]菊池努 「パワーシフトと東南アジア」、『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189頁。
[43]同上、200頁。
[44]神保謙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海洋安全保障のため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守る海、繋ぐ海、恵む海―海洋安全保障の諸課題と日本の対応―』（平成 23 年度海洋安全保障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Sea/05_Jimbo.pdf、2018-07-05。
[45]金田秀昭 『中國の覇権的行動が及ぼす地域海洋安全保障への影響』（2012年）、www2.jiia.or. jp/pdf/resarch/H23_Sea/02_Kaneda.pdf、2017-06-21。
[46]飯田將史 『海洋へ膨張する中國』、角川マガジンズ、2013年、201頁、206頁、207頁。
[47]長尾賢 『インドの海洋進出：「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戦略的含意』、http://www.tkfd.or.jp/research/japan-india/a00853#sthash.ZSwCVTrh.dpuf、2017-01-24。
[48]西川吉光 『日本の外交戦略——歴史に學べ、海洋國家日本の進路と指針』、晃洋書房、2012年、192-197頁。
[49]此處神保謙只統計了東盟成員國中的六個國家（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國防費用之和。具體請參見神保謙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海洋安全保障のため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守る海、繋ぐ海、恵む海―海洋安全保障の諸課題と日本の対応―』（平成 23 年度海洋安全保障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Sea/05_Jimbo.pdf、2018-07-05。
[50]神保謙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海洋安全保障のため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守る海、繋ぐ海、恵む海―海洋安全保障の諸課題と日本の対応―』（平成 23 年度海洋安全保障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 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Sea/05_Jimbo.pdf、2018-07-05。
[51]同上。
[52]（「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懇談會」）主席為日本前駐美大使柳井俊二，成員包括北岡伸一、原防衛次官佐藤謙、時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理事長田中明彥、慶應大學教授細谷雄一、原日本駐美大使柳井俊二等人。該懇談會于2007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成立，成立之后人員從未改變。2014年5月，該懇談會針對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問題向安倍內閣（第二次安倍內閣）遞交了一份專門報告。
[53]『［憲法考］改正の論點（１）9條解釈「アクロバット」に（連載）』、『読売新聞』（東京朝刊）、2013年4月17日、政治04頁。
[54]金田秀昭『中國の覇権的行動が及ぼす地域海洋安全保障への影響』（2012年）、www2.jiia. or.jp/pdf/resarch/H23_Sea/02_Kaneda.pdf、2017-06-21。
[55]総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 『海洋基本計畫』（平成25年4月26日閣議決定）、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130426kihonkeikaku.pdf、2017-03-10。
[56]『海洋基本計畫（平成30年5月15日閣議決定）』、http://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3/pdf/plan03.pdf、2018-06-01。
[57]安倍晉三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2017年）、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index.html，2017-09-30。
[58]日本防衛省 『防衛白書（2017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7/pdf/index.html、2017-12-25。
[59]同上。
本文原載于《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4期。作者：朱曉琦，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日本海權思想演進中東南亞認知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