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確定。最突出的憂患是，中國對外關系和政策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兩項重中之重)，即對美和對亞洲鄰國的關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義上被”鎖在”海洋戰略競爭、海洋領土爭端以及海洋權益爭執之中。遠望未來，結構性的戰略競爭和戰略對立很大部分將直接是關于中國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中美都經受不起政治淺薄和戰略輕浮

在中國的對美關系(特別是其中的戰略層面)方面，一定要牢牢記住以下根本事實：在程度空前的全球化和經久不息的地緣政治復雜交織的當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國是高速增強著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則是實力最強和權勢最廣的發達國家，兩國間的當代關系實屬多維、復雜、能動和意義非凡。中美兩國既非單純的對手，亦非單純的伙伴，雙邊關系中基本的競爭、對立、協調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對的穩定性質，又有不息的變動特征。中美兩國都必須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間輕視，任何左右相關國策的誤識或偏見，任何就對方的緊要利益、實際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嚴重誤判，都會導致重大的損失和往往深遠的后患;無論是試圖以實力脅迫對方屈服的蠻橫做法，還是出于激憤和莽撞的過激反應，都可謂政治上的淺薄和戰略上的輕浮。

就中國的根本國家愿景之一而言，中國必須持之以恒地以堅決有力而不失審慎的戰略推壓步步勸使和迫使美國退讓，接受中國應有的戰略權利，從而爭取經一段歷史時期去實現中美作為兩大世界強國的彼此間和平的”最終解決”。有些時候，堅決有力尤其必要，而另一些時候，不失審慎實屬優先。就此，任何時候都要像毛澤東所說，防止一種傾向(必要)掩蓋或排斥另一種傾向(必要)。既要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雄心，又要真正懂得”欲速則不達”的哲理。

搞好與周邊國家關系是搞好中美關系的前提

對付美國與對待周邊之間有一種根本聯系。周邊關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對美關系就沒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來中美關系的特別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階段許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國周邊的麻煩或”亂子”，出自中美兩國就這些麻煩或”亂子”的結構性和情勢性摩擦、對立和競爭，出自美國對這些的鼓動、利用或添亂。從長遠的戰略上說，爭取中國在周邊有愈益增多的友國、戰略中立國甚或嚴格意義的戰略伙伴，同時愈益減少或克服緊鄰中國的戰略對手或美國的戰略附庸，將大有助于中國的旨在勸使和迫使美國退讓的經久努力。

2013年10月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往后，盡管有中國政府在周邊外交的某些重要領域的更多的創新性努力、更仔細的實際工作和相應的新增成效，但由于復雜難消且有所加劇的若干國際環境原因，加上中國周邊戰略任務的增進了的多樣性及其由此難免的內在矛盾和波動，因而中日及中菲對抗不僅不見實質性的緩解，反而在它們的一些重大方面更為加劇(雖然在奧巴馬2014年4月下旬訪問日本前后至今，中國對日超強硬態勢幾乎悄然出現了多少溫和化的跡象);與此同時，由于美國政府在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后，就南海問題拋出了一系列顯著加劇中美立場對立的政策言論和政策行動，南海爭端變得更加深刻，而且先前好多個月里行之有效的、中越兩國間海上爭端降溫甚至”凍結”的局面也出現了再度的逆轉。此外不要忘記，自2013年12月金正恩殘酷處決張成澤、并且宣布其罪名之一是犯下將朝鮮”寶貴資源廉價變賣的賣國行為”往后，中朝關系一直處于歷來所曾有過的最低點。不僅如此，民族主義經濟改革家莫迪在印度贏得壓倒性選舉勝利和開始執政以來，中國與潛在大強國印度之間的合作協調與競爭對立的現實可能性都在顯著增長，中印關系狀況對中國外交的挑戰將越來越重要，同時越來越復雜。中國在對周邊和對美國兩方面都任重道遠，需要鍥而不舍，與時俱進。

坦率地說，目前對外政策的最大問題之一是戰略重點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擊的傾向?就此而言，在有廣泛的戰略鋪局的同時，尤其需要確定和堅持合理的戰略重點，首先追求在這重點上集中的戰略決勝。其次的最大問題是能否避免在某些要事上輕視”順勢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說，能否真正明白”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進一步說，戰略努力必須有基于深思熟慮的堅韌，戰略耐久性往往有決定意義。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的總結性的最后一篇(第八篇)里有一番非常好的論說，特別適合中國當前對外政策的必需的優化，無論是在對美政策還是在周邊政策上：

“由于在戰爭中過小的努力不僅能導致失敗，而且能造成實在的損害，因而每一方被驅使去超過對方，這就引發了一種互動。這么一種互動本可導致最大程度努力……然而在此情況下，行動與政治要求之間的全部相稱性將喪失凈盡：手段將不再符合目的，而且在大多數場合，一種最大程度的奮力政策勢將會失敗……

“以此方式，交戰者再度被驅使采取一種適中的方針。他將依據不使用更大兵力這一原則行事，同時不給自己確定更大的軍事目標，大于足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為了將此原則轉變為實踐，他必須棄絕在每個既定場合力求絕對成功的需要……于是,在這點上，智識活動……成了一門最廣義的藝術–使用判斷力的才能，以辨識巨量的多樣事實和情勢之中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要素。……這判斷力在于本能地比較所有因素和隨附環境;遙遠的和次要的被立刻撇除，與此同時最緊迫和最重要的被辨識出來……

“為了發現我們的資源中須有多少被動員起來用于戰爭，我們必須首先審視敵我雙方的政治目的。我們必須估計敵對國家的實力和形勢。我們必須估計它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并且就我們自己的做同樣的事情。最后，我們必須評價其他國家的政治同情，連同戰爭可能有的對它們的影響。在其一切分支和多樣性上估量這些事情顯然是一項巨大的任務……”

在考慮和實施中國當前對外政策必需的優化(無論是對美政策的優化還是周邊政策的優化)的時候，應當記住克勞塞維茨的這番至理名言，從而采取和堅持一種適合于政治大目的的”適中的方針”。

如何對待烏克蘭問題是中國的巨大考驗

無論是中國的周邊外交，還是中國的大國外交，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對俄外交。如前所述，中國對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確定，仍在受各種各樣國內外要素的能動和往往互相矛盾的影響，因而晚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對外政策可被認為多少有著自相矛盾和波動的性質。中國對烏克蘭危機的政策態勢歷程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重大例子，同時它也直接涉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之一即中俄關系的最新基本狀態。

雖然有與俄羅斯的非常重要和顯著發展了的戰略伙伴關系，并且充分理解俄羅斯在保持克里米亞俄羅斯黑海艦隊基地方面的傳統的緊要利益，但中國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依然堅持并反復宣告不干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尊重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根本的國際法原則，同時本著”制裁解決不了問題”的一貫立場，不贊成美國及歐盟對俄羅斯的經濟和外交制裁。可以說，這是中國對外政策中義利兼顧、不為利而顯著傷義的一個典型。

不過，恰恰主要因為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頗大的戰略重要性，加上美國對華戰略態度的晚近惡劣和戰略圍擠的加緊進行，在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兼并后，中國之公開訴諸上述國際法原則的頻率和聲響度非常顯著地減小，盡管俄羅斯策動或鼓勵烏克蘭東部分裂出去、以致最終將它并入俄羅斯的活動仍有張有弛地持續進行。不僅如此，作為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新階段的一項重要內涵，與俄羅斯對華親近傾向的顯著增進和對華戰略依賴的驟然加深同步，中國將以支付巨量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這一間接方式，給俄羅斯提供非同小可的財政援助，以便協助它爭取渡過大體上由美歐經濟制裁的影響招致的財政和經濟困難，同時在戰略經濟維度上強化中俄伙伴關系。

然而無論如何，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少有可能提升為同盟關系，同時中俄關系無論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一定意義上，烏克蘭問題依然是對中國對外政策原則、大國外交和地緣戰略的全面的均衡性的一個考驗，也依然是對中國對外”義利觀”的充分可信性的一個考驗。

該文系時殷弘在由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等主辦的“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2014)”的發言講話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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