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Joachim Voth，現任蘇黎世大學的經濟發展和新興市場講席教授，是經濟史領域公認的學術明星。他擅長根據歷史資料建立和檢驗經濟學理論，其關于馬爾薩斯時代的歐洲經濟發展（見政見 2014年 8 月刊登文章《1650：改變戰爭和國家關系的節點》），以及納粹德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學界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以及政治聯系的形成等一系列問題的理解（見政見 2014 年 8 月刊登專訪《Hans-Joachim Voth：用經濟史解讀東西方文明的 “大分流”》）。
作為一名德裔學者，Voth 教授對祖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納粹統治時期，并未采取回避的態度。相反，他積極投身于這段歷史的研究之中，用詳實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為我們揭示了許多先前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比如在 2008 年發表于 OJE 的 “Betting on Hitler: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Nazi Germany” 一文中，Voth 教授及其合作者觀察到：在希特勒上臺之前，許多德國大公司就已經和納粹暗中勾結；1933 年初，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的消息一經宣布，這些公司的股價都隨之飛升（詳見政見 2014 年 10 月刊登的文章《“搞關系” 究竟是不是全世界的通病？》）。而在 2012 年發表的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一文中，Voth 及其合作者發現：黑死病之后曾對猶太人進行過大規模迫害的德國城市，在20世紀初的反猶運動中表現也格外活躍，從而給大屠殺做出了一個文化角度的解釋（詳見政見 2014 年 9 月刊登文章《告別列寧需要多久》）。
在 2014 年的一篇工作論文 “Bowling for Fascism: Social Capita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中，Voth 教授將目光投向了納粹政權的興起。一個在 1919 年尚寂寂無名的小團體，何以在 1933 年就發展成為了擁有黨員 85 萬的國會第一大黨？Voth 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這一因素，在納粹的興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謂 “社會資本”，指的是幫助人們降低集體行動成本的信念和價值觀，在 1993 年的一項研究中，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 Putnam 等人注意到，盡管實行的政治制度相同，意大利北部地區的治理水平卻要遠遠高過南部地區。Putnam 等人認為，這一區別主要是源于社會資本水平有所不同，北部地區居民的信任、合作程度和政治參與的熱情更高，因此政治制度可以更有效地運行。而這一差異的產生可以追溯到 12 世紀——當時，意大利北部已經出現了大批獨立城市，而南部仍在諸侯國的統治之下。獨立城市孕育了彼此信任和投身公共事業的精神，并一直延續至今。
在 2008 年的一篇論文中，Guiso 等人基于在意大利 400 多個城市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驗證了 Putnam 等人提出的理論。他們的結果顯示，歷史因素可以解釋今天意大利各城市社會資本水平差異的 50%。在他們早先的一系列論文中，三位作者還發現，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金融行業更加發達，人們更愿意進行投資，更樂意使用支票和購買股票。
社會資本并非只在國外在發揮著作用。基于一項對中國 217 個村莊 1986 至 2005 年間民主選舉情況所做的調查，Padro-Y-Migel、Nancy Qian、徐軼青和姚洋等人發現，凡是社會資本水平較高（他們選取的衡量指標是村內是否有廟宇）的村莊，在民主選舉之后公共品支出會明顯升高；而社會資本水平較低的村莊則無法從選舉中獲益。此外，宗族網絡（以是否有祠堂衡量）并不會影響民主選舉的效果。
上述研究討論的，都是社會資本的有益一面。然而，Voth 教授獨具慧眼地指出：一旦被極端思潮的幽靈附體，社會資本也會成為孵化邪惡力量的溫床。
為了衡量德國各個城市在 1930 年前后的社會資本水平，他和合作者考察了收藏于德國各地圖書館的當年城市通訊錄，并統計了其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組織（社團）的數量，以此作為社會資本水平的代理變量。他們發現，凡是每千人中俱樂部數量較多的地區，1925 年至 1933 年間登記成為納粹黨徒的人口比例也會越高，在大選投票中也更加傾向于支持希特勒；即使是在控制了總人口數、天主教徒比例、藍領工人比例（這兩類人更不容易加入納粹黨）、當地失業率和福利水平，以及希特勒在當地的演講次數后，這一結果依然顯著。
Voth 等人指出，在拿破侖占領時期，德國居民獲得了自由集會和結社的權利，各種社會組織從那時起就不斷涌現。在 1848 年革命中，社會組織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社團成員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飛速上升。基于社團在德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對于一個小黨派來說，從當地社團入手進行成員招募，無疑是明智的策略。在社會組織發達的城市，納粹成員可以更容易地將極端思想經由社團中的人際交往傳播出去，逐漸提升整個社會對納粹的認可程度。
然而，隨著納粹思潮在全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社團的作用也會越來越衰微——從數據之中，他們確實觀察到了上述現象。此外，在考察德國的其他小黨派時，三位作者并沒有發現類似的現象，這暗示著只有納粹會有意識地利用地方上的社會組織發展自身。
由于社會組織中包括了退伍老兵協會這樣的準軍事社團，一個自然的疑問是，會不會上述結果只不過是某一類特殊社團所帶來的呢？在區分了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之后，Voth 等人觀察到，即使是非軍事社團，如保齡球俱樂部和體操協會這樣看似無害的組織，其數量也會對納粹黨徒的比例和大選中的投票情況產生類似影響。而無論是 “倫敦紳士俱樂部” 這樣的精英團體，還是當地合唱團這樣的草根組織，也都會起到相同的作用。上述結論也被眾多留存下來的歷史記錄所證實。
為什么在不同的環境中，社會資本會起到如此迥異的作用？Voth 等人認為，政治制度是解釋這一差別的關鍵。魏瑪公國的政權（或者說 “國家能力”）太過虛弱，無力保護自己免受極端思潮的侵襲。相對而言，當年 “鐵血宰相” 俾斯麥治下的普魯士地區，地方政府要更加強大和堅固，可以更好地將納粹思想的傳播控制在極小的范圍之內（比如當地官員多次拒絕了希特勒進行公開演講的要求）。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兩位作者將全部樣本根據是否屬于普魯士地區分成了兩組（幾乎各占一半），結果顯示，社會資本僅僅在非普魯士地區才起到了為納粹鋪路架橋的作用。這恰恰印證了 Acemoglu 等人在研究包容性制度時得到的結論：一個政權如果想長期穩定地運行下去，權力的分散（普選制度和結社自由）和權力的集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間，必須取得微妙的平衡。蘇聯的覆滅是因為沒有前者，而魏瑪公國的沉淪，卻是因為缺少了后者。“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這些后人，又該從德國的悲劇之中，吸取怎樣的教訓呢？
文/王也 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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