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例三：景教徒與希臘-拜占庭文化的傳播

首先來看一段中國的記載。《舊唐書·拂菻傳》中提到拂菻國的都城宮室的情況時，說它是“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接下來有一段重要材料：

至于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編于屋宇，機制巧蜜，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流，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這段文字不難明白，意思是說，酷暑季節，炎熱難當，人都受不了，于是將水引流到建筑物的頂上去，覆蓋整個頂端，設計奧妙無窮，人們只聽到水在嘩嘩地流動，像泉水流動一樣，一會兒就看見水從四檐像瀑布一樣流下來，形成清涼的風。巧合的是，我們從唐代典籍中看到，當時中國的都城長安也有這種建筑，如唐玄宗建造的涼殿。唐玄宗有很多故事，尤其是與楊貴妃的浪漫故事。這個人很會享受，他建起了一個涼殿。《唐語林》卷4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后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溜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栗，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才及門，遺泄狼藉，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為方萬乘也！

這段記載用白話說，就是唐玄宗建起了涼殿，諫官陳知節上疏極力勸阻，勸皇帝不要搞這個東西。唐玄宗命高力士把陳知節找來說一說。當時正是酷暑季節，天氣炎熱，玄宗皇帝坐在涼殿里，座位后面水激扇車，形成涼風，吹動他的衣服。陳知節到了以后，皇帝讓他坐在石榻上，整個建筑內陰沉沉的，見不到一絲陽光，涼殿的四隅有積水像簾一樣傾瀉下來，然后又賜給他冷飲喝。這個時候怎么樣呢？陳知節體內感到寒冷，肚子已經不好受，想去廁所了，可是皇帝就是故意不讓去。陳知節已經凍得哆嗦了，皇帝本人還感到熱，在不停地拭汗。陳知節被允許出門后，剛剛走出門，便大便失控了，過了好多天才恢復正常。這個時候皇帝見到他以后說：你討論什么問題的時候需要慎重，需要仔細考慮，你不要以為你是皇帝，你要體貼理解我。

這個故事中，我們應注意的是涼殿的特點，一是“水激扇車”形成涼風，二是“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形成瀑布狀的飛流。我們注意到，這種建筑在唐代不只皇宮有，大臣家中也有。開元天寶之際，楊國忠、李林甫的權勢很大。當時有一個京兆尹（相當于京都的市長）叫王鉷，他勾結李林甫，并且得到了玄宗的寵幸，生活非常奢侈。后來他在御史大夫任上犯罪被處決，家被查沒。在沒收他的家宅的時候，發現他家里竟然也有這種建筑，叫作“自雨亭子”。我們可以看一下《唐語林》卷 5的記載：

天寶（742—755）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這“自雨亭子”的特點，是“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與唐玄宗的涼殿如出一轍。

《舊唐書·拂菻傳》記載拂菻國都城宮室有這樣的建筑，唐都城長安也有這種建筑。于是就出現一個問題：是否出于巧合？抑或二者之間有什么關系？向達說，玄宗的涼殿，它的特點是“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王鉷的自雨亭子是“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這些特點跟《拂菻傳》記載的拂菻國都城宮室的特點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它應是模仿拂菻國的建筑風格而建造的。[11]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怎樣解釋這種關系，為什么那里有了，我們這兒就有？

這個問題，如果從中西交通的角度來研究的話，就不難理解。我們知道，在唐代的長安，有來自希臘羅馬世界的景教徒在活動。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這個分支最早的創立者是聶斯托利（Nestorius），聶斯托利最初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基督教正統教義說圣母瑪利亞是感孕而生耶穌，是上帝使她懷孕，生了基督耶穌。于是就有一個問題，耶穌出生的時候，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神呢？就是說，他在圣母瑪利亞肚子里是神還是人呢？這種問題在我們看來是很可笑的。聶斯托利認為，瑪利亞是一個凡人，她不可能懷神，一個凡人怎么能生神呢？她只是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是一個人，她是人的母親，當她將嬰兒生下來的那一刻，上帝把圣靈灌注到嬰兒的體內，使嬰兒成了神。所以瑪利亞只是一個凡俗嬰兒的母親，而不是神的母親。聶斯托利的觀點，在431年的以弗所會議上，被拜占庭教會判為異端，被流放到埃及，后來死在埃及北非沙漠。他的信徒們也受到迫害，逃到了波斯境內，在波斯境內有時候受到宮廷的優待，在宮廷中做醫生、做秘書，因為這些人都會技術，文化水準較高；但拜占庭帝國與波斯經常發生沖突，一旦發生沖突，這些人就被當成拜占庭的間諜，受到迫害。受到迫害后，這些人怎么辦呢？就往東跑，跑到中亞這一帶。

根據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在6世紀上半葉的時候，景教徒就已經在中亞的河中地區（大致相當與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活動了。此前，景教徒主要活動在現在的土庫曼、阿富汗北部。當時絲綢之路暢通，景教徒到達中亞后不久，將活動范圍擴展到了中國境內（可能已到達現在的和田一帶）。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直接的考古資料來證明這一點。

7世紀上半葉，景教徒到達中國都城長安。證據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碑是在明代天啟年間（1623~1625年間，具體哪一年說不清楚）被發現的。根據碑文記載，貞觀九年（635年），景教徒到達了長安。當時唐朝的宰相房玄齡，在長安的西郊，為景教徒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把他們迎進城來。這個事情很值得深思，宰相親自去迎接景教徒，非同一般，說明在它之前對景教徒已經很了解了。唐朝廷給景教徒如此高規格的待遇，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太宗在奪取皇位過程中殺人很多，包括他的兄、弟，做皇帝后常常睡不著覺，做惡夢，他歡迎景教徒很可能因為他想獲得靈魂救贖。

景教被迎進首都之后，貞觀十二年（638年）唐太宗頒布詔令，在長安義寧坊建了一座大秦寺，安置了景教徒21人。這些人在這里翻譯經書。景教進入中國之后，這是一個被正式承認的標志。但好景不長，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下令滅佛，景教受到牽連，也被禁絕。景教在中國的存在，如果是從635年算起，共計二百一十年。

在這二百一十年當中，景教始終面臨一個生存發展的問題。景教作為一個新興的宗教，傳到中國以后，皇家的態度和達官貴族的支持，對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它到中國以后，采取的一個辦法就是極力與上層搞好關系，巴結皇家、結交權貴以取得他們的支持；皇帝的喜愛或厭惡，權貴的支持或排斥，直接決定它的命運。因此，他們幫助唐玄宗和王鉷建造拂菻風格的房子，就不難理解了。換言之，所謂“涼殿”、“自雨亭子”應是由景教徒幫助建造的。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景教徒是文化水準很高的人，掌握很多實用技術。他們到了中國以后，便利用掌握的技術為達官顯貴服務，結交他們。如景教碑上提到一位及烈，中國史書提到他與中國高官來往。《冊府元龜》卷546的記載：

柳澤開元二年（714）為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柳澤上書極諫，力陳“慶立等雕鐫詭物，制造奇器，用浮巧為珍物，以譎怪為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圣王之所嚴罰，紊亂圣謀，汨斁彝典”，勸戒玄宗不可開此風氣。但是，及烈還是到達了長安，并受到了玄宗皇帝的優待。依靠及烈等“金方貴緒，物外高僧”的努力，武則天時因佛教大盛而受到壓抑的景教，重新得到振興。玄宗寵幸楊貴妃，于是“揚益嶺表各地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擢居高位”。（《舊唐書》卷51《后妃傳》）這里“揚”指“揚州”， “益”是“益州”，而“嶺表”是指“廣州”和“交州”。揚益嶺表所依靠的“良工”懂得制造 “奇器異巧”，可能是些景教徒。

第二，景教徒利用其醫術，用醫療活動來幫助傳教，將醫療活動推及到唐代的上層乃至朝廷內部。比方說，公元740年，王子李憲患病，曾有僧崇一為他治病，并使他痊愈。“崇一”這個名字，含有‘崇敬一神’的意思，而景教是一神崇拜，這表明“崇一”應是個景教徒。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記載拂菻國“有善醫能開腦取蟲，以愈目眚”。《新唐書》的這個記載是來自于《通典》。《通典》卷193引用了杜環《經行記》中的說法：“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這種開腦術，實際上就是來源于希臘古代醫學的穿顱術，這種穿顱治盲術曾長期流行于地中海東部，在唐代被景教徒傳入中國，高宗皇帝就做過這種手術。唐代劉肅的《大唐新語》卷9“諛佞”第21說：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遇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胐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這個事情在正史兩《唐書》中都有記載（見《舊唐書》卷5《高宗本紀》，《新唐書》卷76《列傳第一》），《資治通鑒》也有關于這件事的記載（卷203弘道元年），可見它是事實確鑿的。秦鳴鶴是景教徒，我有文考證，大家可以參考，在這里就不多說了。總之，景教徒為贏得朝廷的好感，以求為其傳教活動打開方便之門，以醫術為唐朝廷效勞，可謂極盡心曲，不遺余力。

第三，景教徒直接服務于朝廷的天象部門，將希臘-拜占庭天文知識介紹到了中國。這里有兩個證據。其一，1980年1月在西安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和他夫人卑失氏的墓志，從墓志上可以看出，李素家族是來自波斯的景教徒。墓志說：“公（李素）天假秀氣，潤生奇質，得裨鼉之天文，究巫咸之藝業。握算樞密，審量權衡，四時不愆，二儀無忒。”根據研究，李素在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年），因為具有天文星歷學的專長而被征召入京，任職于司天臺，成為唐代掌管天文歷算最高機構司天臺的長官。他前后一共任職五十年，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憲宗四朝皇帝，最終以“行司天監兼晉州長史翰林待詔”的身份，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去世。

還有一個例子。唐代的典籍中有時候可以看到所謂的《都利聿斯經》以及《聿斯四門經》、《新修聿斯四門經》等天文書籍，這些書實際上是來源于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的著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的音譯；《四門經》則是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這些希臘天文學著作經過別人的轉譯和改編，逐漸向東傳播。其中有傳播到印度西部的一個版本，在貞元初年被景教徒帶到了中國，并在李素任職司天臺時，在他的協助之下翻譯了出來。

當然，景教徒傳入中國的希臘羅馬文化還有其他一些內容，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他們經由波斯而來，身上帶有濃厚的波斯文化色彩，但他們曾長期活動在地中海東岸地區，對于那里流傳的希臘-拜占庭文化相當熟悉。他們在中土利用這些文化因素為自己的傳教事業服務時，將這些東西傳入了中國，在中國豐富的歷史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陳跡”。這些陳跡所隱藏的歷史幽光，如果只是從國學的角度加以觀察，而不是放在 “整體歷史”的視野下面，終究是難以窺見的。這說明，整體歷史視野不但適于近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適于古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作者：張緒山 來源：清華歷史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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