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朗普主義”可能選擇與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義、里根主義、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標志著帶有“尼克松主義”色彩的“特朗普主義”已經啟航。“尼克松主義”的本質并不在于它對中國曾有過的友好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國避免兩線作戰。尼克松、基辛格帶領美國做到了這一點并由此挽救了美國；表現為一手緊拉中國、一手死打蘇聯的里根主義，其本質是尼克松主義的強化和繼續。所謂“特朗普主義”是特朗普時期內政外交政策的本質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義與里根主義合二而一的回歸，搞得不好，它則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機會主義合二而一在美國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點當年的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影子：赫魯曉夫修柏林墻，特朗普修墨西哥墻；赫魯曉夫想跟美國改善關系，卻將手伸向古巴，弄出一個“古巴導彈危機”，這讓他灰頭土臉，除了美國人民的反感，結果是一無所獲。特朗普想跟中國改善關系，卻將手伸向朝鮮半島，弄出個“薩德”導彈基地，其結果除了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外，也將是一無所獲。還有，戈爾巴喬夫放棄華約（“華沙公約組織”），特朗普想放棄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且已經放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美國開始跟過去的盟國“親兄弟明算賬”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給錢，你得買我的軍火。當一個國家開始把政治當買賣來做的時候，就是在收縮了，就不再是強國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適用于描述當今美國特朗普的執政風格：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22]

尼克松實現其戰略目標是有歷史前提的：當時中國、蘇聯、美國三家處在等邊三角對峙關系之中，美國手頭也有可與中國交換的——比如它的對臺政策——籌碼。但特朗普面臨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形勢：目前中俄關系幾乎是無縫對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時期“等邊三角”的拉鋸形勢，美國目前又無足以動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交換籌碼，而中俄兩國目前的政治家也相當成熟——不存在中國歷史三國時期因貪荊州小利而棄盟的孫權式或蘇聯后期為討好西方而主動廢國的戈爾巴喬夫那樣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過離間中俄關系來獲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23]美國戰后歷史上出現的兩次“尼克松主義”，其所扮演歷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確定為悲劇（正劇），后者在歷史中可能就是笑劇（滑稽）。

（二）世界的災難，就是特朗普的機會

在內政方面，尼克松上臺是犧牲美國軍工集團、拉攏并得到金融壟斷集團支持的結果，但條件是他上臺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資本家集團滿意。為此，他犧牲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將美元與石油掛鉤。今天特朗普上臺是犧牲他競選演說中竭力攻擊的金融集團——他因此得到“占領華爾街”之后美國選民擁護和軍工資本家集團支持的結果。與蔣介石上臺前后的選擇相似，特朗普一上臺，立即拋棄美國勞動者的利益轉而依靠軍工資本集團。但拿錢就得干活，這樣，特朗普上任后，通過加大的政府的軍工采購，迅速將石油美元轉換成軍工美元。但軍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國已無力參與的戰爭——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小型戰爭，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來自軍工集團的持續借貸，就要面對更多的“財政懸崖”。借錢不還而又無東西可賣，特朗普的政治命運就可想而知。

存在決定意識。特朗普上臺后的現實環境決定其治國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具體說，就是學習里根，在國內通過拉動軍工發展美國實體經濟，在國際上開啟“潘多拉盒子”，讓世界陷入美國并不直接參戰且越來越多的戰爭——最好是世界大戰。

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實際就是美國軍工資本家集團）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其同僚：

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譯者注）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訂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訂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24]

在外交上，羅斯福在希特勒歐洲和蘇聯兩面下注。在希特勒兵敗斯大林格勒后，羅斯福迅速主動上門找到斯大林并與蘇聯結下反歐暗盟，戰后歐洲便被美蘇一分為二。至20世紀60年代，大英帝國及歐洲的海外資產已為美國一攬囊中。先與希特勒、后又與羅斯福聯手搞垮歐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25]

但斯大林說這話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國家自己不能被敵人打倒，不然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及其后果就是前車之鑒。蘇聯解體后，美元指數迎來戰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國及亞洲“四小龍”加入世界市場體系給美元市場帶來的龐大紅利（1979～1989），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如圖所示：

里根曾以開動戰爭機器拉動軍工，做到了既解決國內就業又讓美國避免打仗，他最終以“空城計”的方式嚇倒了戈爾巴喬夫并逼誘其自動廢國。蘇聯自我解體又釋放出巨大的浮財挽救了美國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失控使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嚴重受挫。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向華爾街金融資本開火，又把軍工資本請了回來。但軍工的市場主要是戰場，這樣美國的歷史又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邏輯，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龐大的軍工借款和投資。美國沒有自己的國家銀行和企業，借來的錢如不見利潤，資本家不干，這樣，特朗普就要下臺。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戰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還的利潤，阿富汗、伊拉克戰后治理失敗后，美國已沒有再次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其他國家也不愿卷入戰爭。這樣，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內最大的敵人。這讓特朗普很糾結。

“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杰出的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寫的《平克尼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的主題[26]，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如果將這句讖語式的判斷進一步擴展，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的災難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機會。發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曾給美國軍工集團帶來“盛宴狂歡”，今后如果中國和俄國不能被嚇倒或打倒，為了還錢，那特朗普轉移國內危機的可能方向就是歐洲，而歐洲再次分裂又為特朗普準備好了對其進一步施害的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毛澤東基于當時美國經濟對美國軍工資本深度依賴的事實，一直堅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戰略判斷。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講話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7]20年后，毛澤東依然堅持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講話中說：“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28]毛澤東這個判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唯物主義的正確判斷。

四 和平還是戰爭？

這里不能回避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確沒有爆發，這個和平期甚至比鄧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來”[29] 判斷要長得多。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美國經濟的依賴路徑在尼克松之后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造就了一個強大的“軍工復合體”資本集團，當戰爭結束后，這個集團就反客為主成了左右美國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國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優先滿足這個資本集團的利益，而新任總統的第一要務是為這個政府財政的最大“借貸方”尋找市場——軍工的市場就是戰場。因此不斷地制造戰爭便成了這一時期政府的主要任務。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危險，他執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他卸任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30]

注意：艾氏提到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今天隨特朗普上任再次在美國政治舞臺上粉墨登場。集中于華爾街的軍工財團——哪怕在和平時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軍火，而拉動軍火工業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其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這個“軍工復合體”從部門利益出發就必須不斷制造敵人。只要有戰爭，美國的軍工集團就有軍火贏利，由此它在美聯儲從而美國就有鞏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潤——龐大的國內槍支銷售利潤只用于保底——增加了軍工財團的收入，華爾街財團再拿出其中部分通過美聯儲反哺白宮并由此控制美國財政。如果白宮拿錢不辦事，擺在白宮官員前面的不是“財政懸崖”就是直接被暗殺——比如肯尼迪總統。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槍擊案頻發而禁槍難以立法[31]，以及在獲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美國不但沒有轉入和平建設，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論并繼續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深層原因。毛澤東看透了這一點，1973年6月5日，他告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說，越南戰爭“花了1 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32]

20世紀80年代，“冷戰之父”凱南也認識到美國政治已成為軍工集團的附庸，由此造成戰爭成了美國經濟的依賴路徑。他說：

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33]

凱南提出的這個問題，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60年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部門雇用的人員將達37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占政府預算的58%，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么不愿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里。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34]可以想象這樣一個“龐大的武器庫”需要一個什么規模的銷售市場（戰場）呢？那只能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規模的戰爭。鑒于此，毛澤東對始終堅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約翰遜時期美國大幅提升對越南的轟炸，以至將這種轟炸擴大到過去不允許的越南北方，其目的并不主要是打垮北越紅色政權——約翰遜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急于將武器庫中的“存貨”通過南越政權的大規模購買轉為利潤。但是，武器向越南傾銷的過程也是美國國力消耗的過程，大規模傾銷武器對華爾街是滾滾利潤，對美國國力卻是加速耗竭。也就在美國國力實在支撐不住持續戰爭的時候，也是美國武器庫基本“清倉”的時候，這為尼克松上臺后的新政提供了可能性。與今天特朗普的“新政”正好相反，尼克松將美國經濟的依賴路線從軍工美元轉為石油美元，適逢亞洲各國經濟迅速崛起并由此拉動對美元的超大規模的需要。這內外因素使美國金融資本集團取代了軍工資本集團，成為美元政治的主導力量；美國軍工此時的任務就是配合金融資本，保證中東石油銷售以美元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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