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美國從世界——主要是從南方國家——獲得利潤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形象地說，以前軍工集團實現利潤的方式是“殺羊喝血”即用制造大規模戰爭的方式獲得超額利潤，而金融資本集團實現利潤的方式則是一茬茬地“割羊毛”，至于羊長大與否，它并不關心。美國出現的這種剝削世界的方式的變化，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列寧、斯大林抓住當時歷史出現的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機遇使蘇聯迅速崛起一樣，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現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苗頭，鄧小平同志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這點，反復告訴全黨：“抓住時機，發展自己。”“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35]結果，中國抓住這個戰略機遇，發展自己，成功實現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即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現在的問題又來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失敗及歐元出現、俄國、中國的崛起等因素，導致2008年后石油美元的衰落，特朗普又依靠軍工資本家的支持，又將美國從石油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轉回到軍工美元，龐大的軍工生產機器已經開動[36]，特朗普接下來的任務如果不是軍工產品的銷售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沒有天下掉餡餅即蘇聯自行解體那樣的事，那特朗普不追求戰爭，難道還會追求和平嗎？

2019年1月1日，特朗普任命帕特里克·沙納漢為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看看這位新部長從哪來，就知道特朗普外交將向哪去：

帕特里克·沙納漢：1986年起，在波音供職，在波音供職多年，曾主管波音的導彈防御系統項目。目前負責波音的全球供應鏈策略以及高端制造技術應用。2008年至2016年，沙納漢擔任飛機項目高級副總裁。

曾有美國商業媒體把沙納漢稱為波音公司的“救火俠”，因為在波音787夢想客機早期出現生產問題后，是沙納漢將項目扶回正軌。今天，戰爭，尤其是世界性的戰爭成了美國壟斷資本的救命稻草，目前美國軍工資本集團急需一位“救火俠”，因此，顯然不能擔負這一角色的詹姆斯·諾曼·馬蒂斯上任才一年就為沙納漢取代，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2019年4月29日，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最新報告披露，美國軍費7年來首次增加，已達6490億美元，是緊隨其后的8國軍費的總和。該研究所武器和軍事開支項目主任奧德·弗勒朗說：“美國軍費增加是特朗普政府從2017年開始實施新武器采購計劃所推動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武器和軍事開支項目負責人奧德·弗勒朗博士強調：“增加支出的美國是這一費用總體上漲的（主要）責任者。其增長相對來說不算多（增加4.6%），但鑒于美國軍事支出很高，影響依然很大。”憑借6490億美元的軍費，美國遠遠排在他國前面。[37]

戰爭一旦成為美國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國的敵人。反和平，是當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外交的本質。

五 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一）提高探索和解決新時期基本問題的本領

偉大斗爭需要正確的判斷，而形成正確判斷要有正確的認識方法，這個方法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與抗戰前的形勢一樣，目前中國學界對中美關系大勢及中國在其中的定位存在著“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兩極誤判，由此產生出浪漫主義的“速勝論”和悲觀主義的“失敗論”。在研究方法上，雙方都沉緬于西方社會學中的統計方法并將其絕對化，尋找了大量統計數據，得出了“厲害了我的國”或相反的結論。有什么樣的認識論就有什么樣的研究方法，造成這種兩極對立的認識的原因就是他們的認識論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并形成“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能力，是中國共產黨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學習任務。為此，當前我們還要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這三本書的邏輯關系是：《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從生成、發展和滅亡的一般規律；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特殊規律；毛澤東《論持久戰》研究的是帝國主義規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表現及當地人民如何運用的規律。一百多年的歷史反復證明，這三本書中所作的判斷是科學和準確的。

可以設想，即使在資訊十分發達的今天，如果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即從歷史大趨勢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機械的數據比較的方式，我們不僅找不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中國抗戰經過防御、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后必然勝利的科學結論，而且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方法其著重點不在于由偶然性（比如某一歷史突出事件）生發出的枝節而在于由必然性（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生發出的總規律。比如研究天涼落葉現象，辯證唯物主義并不從落葉數目的統計入手，而是從四季大勢入手，由此得出的結論及應對策略就是：春天的落葉反映的是新生事物的生長，應對春天落葉的方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生長；秋天的落葉反映的是舊事物的衰亡，應對秋天落葉的方法是脫離正在衰亡的事物，以積極的姿態去迎接新的春天。

黑格爾說過，老人與兒童說的同一句話不是一個意思；同樣，老人與兒童同得一個感冒，對他們的身體也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在這樣的視域中，今天的美國不管它還有多少強項，它的總趨勢是走向衰落，目前為它所做的“病診”結論是：腎虛火大。腎脾的狀況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存在狀況，中醫病診總是從腎脾切入的。對國家生命的“問診”，與此同理。

（二）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政治浪漫主義和悲觀主義都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認識論的產物。浪漫主義和悲觀主義迎來的結果一般都是事與愿違的。20世紀初，放棄了在斗爭中求合作的路線的結果，令我們那些天真的共產黨員大出所料，也令黨內的一些天真的理論家們大跌眼鏡：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大開殺戒，發動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大屠殺；1950年6月，美國拋棄中美抗戰中形成的友誼，出兵朝鮮，結果是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和包圍。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38]今天的中美關系也是這樣。有人說彭斯講話在美國只代表是少數人的觀點，在美國不占主流。這個說法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什么叫不占主流，資本家只是資本化的人格，彭斯講話也不是他個人行為，他的講話在美國代表了大資本的利益。特朗普也是資本化的人格，不管他個人有如何的品質，他一旦進入白宮，他就是階級的代表。現在整個龐大的軍工集團都已經開工，特朗普從他們那里獲得了天文數的投資，這使美國大批工人有了工作。但他們上班生產的可不是鞋子和襪子，也不是棉花和糧食，為了還軍工資本家的錢，他們只能造武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武器的“市場”只能是戰爭。資本是講利潤的，而軍工的利潤不能在一般的市場而只能在戰場中實現。特朗普開工的錢是從華爾街軍工集團借的，借錢還債，因此，到處挑起戰火，這便是特朗普主要考慮的事。當年里根也是這樣，搞星球大戰，弄那么大的架勢，真是蘇聯要打仗嗎?不是，是美國軍工集團要用所謂“蘇聯威脅”制造開動軍工生產從而發動戰爭的借口，不然美國政府就不能向人民解釋為什么要生產這么多武器，就不能動員人民支持政府發動戰爭。明白了這些，也就明白了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話所表達的時代內容，也就明白了毛澤東曾預言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的科學依據。由此也就看明白了特朗普凡是和平的，他都要“退群”，凡是戰爭的，他都要支持和參加的外交特點產生的政治經濟動因。

歷史辯證法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革命形勢的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占領華爾街”運動表明，日益擴大基尼系數正在向金融資本的大本營美國延伸，這說明國際金融資本從全球化中獲得剩余價值越來越少，資本全球化已走向盡頭，世界形勢正在出現逆轉。反者道之動，世界歷史質變的臨界點正在到來。

戰爭還是和平，光明還是黑暗，是在共同體共存互助，還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殺戳，兩種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兩次世界大戰已有前車之鑒，我們要放棄幻想，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來臨，有的人——比如張伯倫、達拉第等——忙著躲雨，結果輸得精光；有的人——比如斯大林、羅斯福等——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當雨停的時候，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為了迎接一個光明的前途，已來到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必須在“暴風雨”來臨前做好“插秧播種”的準備。

還是那句老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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