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沈志華，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冷戰國際史、蘇聯史、中蘇關系史、中朝關系史。

《東方歷史評論》特約采訪人：邰浴日，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曾赴匈牙利中歐大學從事訪問研究。研究領域為冷戰國際史、東歐政治轉型。

沈志華教授

《東方歷史評論》：沈老師您好，由您擔任總主編的九卷本《東歐各國社會制度轉型檔案文獻編目》近期正式出版，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您當年遠赴俄羅斯搜集蘇聯解密檔案的傳奇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過這次的這套檔案編目主要是東歐國家的檔案文獻。所以首先能否請您談一下，您是如何關注到東歐國家的檔案文獻，進而決定開展相關工作的？

沈志華：那是2011年夏天吧，我和李丹慧教授在匈牙利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王俊逸（Péter Vámos）的全程陪同下前往東歐各國的主要檔案館進行了實地考察，同行的還有東方歷史研究基金會的理事錢曉華和于建東兩位先生。我們先后去了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捷克、波蘭和德國，就是說，當年的8個東歐國家當中除了阿爾巴尼亞沒去之外，其他的都去了，歷時二十多天。

看下來才知道，原來大多數這些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情況比俄羅斯還要好，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檔案，包括黨的和政府的檔案，基本上都是對外開放的。這些檔案主要收藏在本國的國家檔案館、外交檔案館等主要檔案館里面。比如我們在保加利亞的時候，人家工作人員還直接把我們帶進檔案庫作了參觀。在捷克，工作人員也特別熱心，還主動給我們展示了好多當年中國發來的公文電報等文件。德國就更不用說了，除了某些涉及到個人隱私的檔案有特別規定之外，東德時期的檔案也都全部解密開放了。這里頭比較差的可能就是阿爾巴尼亞，因為我們聽知情人士講，阿爾巴尼亞的檔案館基本不對外開放，檔案管理也比較混亂，除非能找到特殊關系，才有可能進得去檔案館。所以那次我們就沒去阿爾巴尼亞。

總體來說，現在這些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和管理制度已經大體上跟英美等西方國家差不多了，在有的檔案館拍照還不要錢，他就希望你對檔案進行利用。所以當時我們就意識到，研究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歷史，東歐國家目前的檔案開放條件是相對最好的，比俄羅斯還要好，俄羅斯的檔案管理還時放時收的，有很大不確定性。而且因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搜集和整理東歐各國的檔案文獻，對于研究其本國歷史、蘇聯史、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歷史，都會有很好的推動作用。所以回國后不久，我們就啟動了這項工作。

《東方歷史評論》：那在您那次歐洲行程中，有沒有什么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和感受？

沈志華：一個經歷是有次跟羅馬尼亞原來那些共產黨高官開了半天會，他們之前都擔任過諸如總統、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職，一幫老頭。交流下來，整體感覺他們的思想還是比較保守。他們也聽我們講中國的改革開放，聽完之后就對我們說，幸虧你們黨走了改革開放這條路，不然結果會跟我們（羅馬尼亞共產黨）一樣！

我們在羅馬尼亞的時候感覺這個地方確實比較落后，真的很窮，保加利亞也很窮。而且這已經是轉型二十多年后了，當年在蘇聯體制下的情況就更加糟糕。你說你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搞成這個樣子，老百姓當然不滿意了。更何況他們還有歐洲領國作比較。其實蘇聯當年也是這樣的，為什么二戰后很多人提出要改革，要廢除集體農莊，就是因為跟西歐這么一比，還不是西歐了，那會蘇聯人看到的主要就是東歐的匈牙利和捷克，一看這都比蘇聯強多了。你想想這些人被宣傳了幾十年，之前都覺得自己是最幸福天下最好的，結果一到東歐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

還有一件事也讓人印象深刻，就是當時參觀了布達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館。博物館所在的這幢大樓，之前曾被匈牙利納粹黨箭十字黨和匈牙利共產黨先后用作自身秘密警察的總部，所以里面展示的主要也是匈牙利從二戰末期到政治劇變這段時期的歷史。它的館長當時帶著我們作了參觀，其中很多展館都可謂獨具創意，給人很大的沖擊和觸動。比如它有個展廳叫做“皮特的房間”，展示了時任國家保安局局長皮特·加博爾的辦公室。但是這個房間被設計成了陰陽兩面的風格，只有一半是豪華的辦公室，另一半卻被設計成了陰冷的牢房。這是因為當時負責執行黨內清洗任務的皮特，隨后也沒能逃脫被清洗的命運。施害者轉瞬就成了受害者，類似的案例在當年的東歐各國絕不止皮特這一例。而這個展廳可以說非常直觀地呈現了那種惡性循環，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布達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館

《東方歷史評論》：我們注意到這次東歐檔案編目的體量很大，總共有四萬多件，其中有哪些文獻值得為大家重點推薦一下？

沈志華：我們這次的檔案搜集編目工作還是有一條主線，就是關注東歐各國的社會制度轉型。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的這段歷史，概括來說就是一個走進和走出蘇聯體制的過程。在建立蘇聯體制之后，你會發現多數東歐國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抗，從1948年的蘇南沖突，到1953年的東柏林起義，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代初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最后到1989年的東歐劇變。可以說，各國試圖掙脫蘇聯體制束縛的嘗試一直就沒有斷過。而圍繞著以上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專題檔案文獻，可以說都值得予以重點關注。

進一步說，我們都知道80年代末發生了一場東歐劇變。牛津大學教授提摩西·加頓·阿什的那段經典概括也廣為流傳，他說“東歐的變革，在波蘭用了10年的時間，在匈牙利用了10個月，在東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可是，當時東歐各國在這10年、10個月、10周、10天和10小時當中到底發生了什么，有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國內學界對此并未作過特別系統深入的研究。以對波蘭和匈牙利的社會轉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圓桌談判為例，如今共產黨高層的會議紀要、反對派內部的會議紀要，以及朝野雙方舉行圓桌談判的會議紀要都可以看得到，這就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條件。所幸我們在開展相關工作的過程中，已經有學者開始著手利用這些史料展開了研究。但是總體而言，相關研究還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捷克斯洛伐克民眾在布拉格廣場聚集抗議

《東方歷史評論》：由于以往不為人知的檔案文獻被大量披露出來，人們發現過去對很多歷史事件或過程的基本敘事存在重大缺陷或舛誤。能否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相關檔案文獻的披露對于國內東歐歷史研究的推進和價值？

沈志華：國內學界之前關注東歐歷史本來就不多，對蘇聯史的關注要多一些，還有就是跟中國有關的歷史。所以，我們當年從俄羅斯搜集的蘇聯檔案對于史實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方面的案例很多，比如姚海教授對于1917年俄國革命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對于朝鮮戰爭的相關研究等等。

對于東歐歷史的研究來說，這次搜集的檔案文獻可以說能為我們提供很多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在蘇南分裂之后，斯大林在其他東歐國家推行蘇聯模式，同時就伴隨著東歐各國所謂“國內派”和“蘇聯派”的政治斗爭，以及由此引發的黨內大清洗。當時東歐各國普遍出現了重大政治案件，比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波蘭的哥穆爾卡案、捷克的斯蘭斯基案、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案、羅馬尼亞的帕特拉什卡努案等等。許多高層領導人都受到了牽連，他們輕則被判入獄，重則被施以極刑。可是事后看來，當時絕大多數此類案件都是出于蘇聯當局的政治需要以及各國黨內的政治斗爭而造成的冤假錯案。有些案件在斯大林去世后沒多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是有些當事人早已被處決了。當時對于法制的破壞由此可見一斑，黨的高層領導人都缺乏基本的權利保障，普通民眾的命運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而東歐各國民眾對于蘇聯體制的反感和抗拒，就是經由這些事件而逐漸累積起來的。

可以說，基于這些東歐檔案所進行的歷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填補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白。這里面值得做的選題真的太多了。所以我特別希望能夠通過這套書的出版，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利用我們所整理的檔案文獻開展東歐社會制度轉型研究。它們還真的正在發揮作用，最近就有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給我打來電話，說是看到了這套書，想要研究阿爾巴尼亞史。我就跟他說非常歡迎，我們華東師大冷戰史研究中心的數據庫都是免費對外開放的，你來想看什么都有。另外我今年還招了一個做南斯拉夫史的博士生，計劃明年派去塞爾維亞訪問交流。我還有一個博士生是研究保加利亞史的，目前正在索非亞大學訪問。另外還有一個已經畢業的博士，他讀博期間研究的是匈牙利的圓桌談判，之后打算接著研究波蘭的圓桌談判。這么看來，這套書對學生還是有影響的，希望今后能有更大更持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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