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左右之爭

穆瑞·羅斯巴德是20世紀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派別的宗師，自由意志哲學在經濟領域的體現為取消政府管制，資本不受束縛，而自由資本主義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等同于贏家通吃、唯利是圖、金錢萬惡。

賈斯廷·雷蒙多的《羅斯巴德傳》是部正名之作，駁斥流俗之見，向公眾介紹這位經濟學者的真身。外人都覺得羅斯巴德是富人的喉舌，雷蒙多偏偏說他才是真正的自由戰士，一輩子都在跟強權斗爭。

美國軍方、美聯儲、游說說客，所有特殊利益集團，統統沒逃過他的口誅筆伐，羅斯巴德苦口婆心地指出，市場失去充分競爭后，只有少數大銀行、大企業擁有跟政府打交道的路子，通過官商勾結盈利。羅斯巴德特別點名道姓，責備過洛克菲勒家族。

限制官僚和特權階級，為中小企業說話，是奧地利學派的老生常談。到此為止，他跟哈耶克、米塞斯的區別不大，接下來，差距拉開了。主流奧派學者同意“政府乃必要之惡”，應當保留其守夜人職責，羅斯巴德主張“無政府資本主義”，徹底解散國家機器，所謂有限政府跟大政府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雙方的論戰酷似儒家的“王霸之辯”，根據朱熹的標準，“堯舜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唐宗宋祖的業績不足為掛，君主勤政的動機不過出于一家一姓之私，喪失了堯舜三代公天下的高尚理念。功利主義的陳亮辯護說，漢武帝、唐太宗已經盡力了，沒達到理想的仁政王道，是因為遷就現實。

主流奧派以開國初期的北美為理想政體，但是為順應冷戰的需求，認可官僚機構在一定范圍內的擴權。米塞斯支持緊急狀態下的征兵，而羅斯巴德反對，米塞斯支持用意良好的稅法，羅斯巴德認為一切稅收本質為掠奪私產，進步主義者無意理會其中的分歧，籠統地把雙方貼上“資本家幫閑文人”的標簽，歸檔入一類。

要么由于無知，要么由于惡意歪曲，左翼知識分子把無政府資本主義形容為法外之地：失去政府的約束后，資本家肆意壓迫勞工，無法無天。他們全然忘了自己如何描述19世紀資本主義的：民主不過是富人操弄選票的游戲，政府是資本家的打手。總之，橫豎是資本主義的錯，估計資本家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需不需要政府。

羅斯巴德對美國政府的批判一以貫之，拋開經濟方面不談，他在其他領域上比左派更像個左派。在黑白種族問題上，他譴責南方各州，甚至聲援黑人獨立建國，還指責馬丁路德金的路線妥協軟弱；在文化領域上，他不承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價值觀為美國的立國基石，提倡政教分離；在外交政策上，他請求恢復孤立主義，不要庇護右翼威權主義者。具體到中美關系上，羅斯巴德呼吁美軍盡快退出朝鮮戰爭，太平洋第七艦隊盡快撤離臺灣海峽，放棄扶植蔣介石政府。

常規情況下，泛右陣營歌頌家國情懷，捍衛西方基督教文明，左翼知識分子世俗開明，督促鐵幕雙方和解，薩特、薩義德、喬姆斯基等人自詡為社會的牛氓，提醒民眾不要讓愛國主義沖昏頭腦。羅斯巴德攻擊美國霸權的力度不弱于其他派系，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扮演反戰鴿派，角色的錯位一時讓人無所適從，再加上羅斯巴德本人的猶太身份殊為敏感，左翼知識分子不敢開口。于是冷處理成了最安全的方式，他們干脆裝聾作啞，仿佛當這個人不存在。

中國進步主義者在攻擊市場經濟的場合中，經常以哈耶克為靶子，卻很少針對羅斯巴德。自由意志運動的其他思想家受到相同冷遇，亨利·黑茲利特著有《一課經濟學》,自出版即是當年的暢銷書,至今已譯成有8種語言,全球銷量百萬，但黑茲利特在中國的影響力不成比例的低下。

如果實在回避不了經濟議題，進步主義者就告訴大眾，無論羅斯巴德，還是哈耶克，都屬于一丘之貉，他們鐵石心腸，對窮人沒有同情心。奧地利學派的中國追隨者則反唇相譏，嘲諷政右經左的自由派個個想當帝王師。自由派無可奈何，沒法用同樣的罪名指控對方，雙方目前的對立局面重演了他們祖師爺過去的左右之爭。

某種程度上，二戰后歐美的產業繁榮期，其實是泛右陣營極度絕望的低谷期，因為純粹的市場資本結構遭到大幅調整，面目全非。凱恩斯主義者看病問診，以技術人員的中立專業面目為兩黨政要開醫囑：自由放任經濟含有強烈副作用，必須往里面添加財政赤字和干預主義的成分。服下藥方后，表面上貧富分化、金融不穩定等毛病治愈了，經濟周期性蕭條似乎不會再來。

美國的經濟管制程度比歐洲和日本都要松，而艾森豪威爾又是20世紀下半葉最親商的總統。他延攬一大批工商界從業者進入內閣，人數為歷屆之最，直到特朗普執政，組建高盛總裁在內的“富豪內閣”，紀錄才被打破。

就是這樣一個總統，在奧地利學派的尺度標準下，仍然不夠資本主義。羅斯福新政塑造了大工會加大政府的體系，聯邦以劫富濟貧的名義加稅，把財政負擔轉嫁到中產階級身上。艾森豪威爾無心推翻既有格局，并且增加教育、醫療公共開支，他的八年任期不過是前任民主黨內閣的蕭規曹隨。對于黑人群體，這位共和黨總統比威爾遜、羅斯福兩位進步主義者更加友好，民權運動得以壯大。

建設福利國家，擴大聯邦政府職能，成為兩黨共識。在1956年總統競選，羅斯巴德拋棄徒有共和黨虛名的艾森豪威爾，寧愿投票給民主黨人艾德萊·史蒂文斯，至少后者同樣是外交上的鴿派。

1950/60年代處于進步派勢力叱咤風云的巔峰期，他們自信滿滿，趾高氣揚。而哈耶克哀嘆，除我之外，再無自由放任主義者（哈耶克晚年回顧一生時，總結道：“我年輕的時候，老頭子們還相信自由市場制度。等我人到中年，除了我自己，就沒人相信它了。現在，我很高興自己活得足夠久，看到青年人再次相信它。”）。

分分合合：經濟學家與文青

正當泛右陣營四面楚歌之際，突然安·蘭德的盟軍趕赴解圍。她蔑視“勞動者最光榮”“奉獻者最偉大”那套工農體系話語，鄭重地宣稱，愛錢沒什么不正當。小說《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里，名言金句四溢“道德的目的是教你享受和生活，而不是教你受苦和送死”“如果有人告訴你金錢是邪惡的，趕快逃命去吧，因為那是強盜降臨前的警報聲”。

安·蘭德帶來一套新的倫理觀，沖擊了美國年輕人的心靈，個人至上主義者扭轉了近百年來左派的話語權，理直氣壯地為致富發財辯護。社會主義者蒲魯東說財產就是盜竊，羅斯巴德說納稅才是盜竊，稅收體系就是“被人賣了還要幫人數錢”。可憐的個體納稅人在填報稅單的過程中，要吭哧吭哧計算數字，自己欠了國庫多少錢，這也屬于政府強迫的義務勞動。羅斯巴德從經濟專業角度闡述過安·蘭德秉持的理論，只是小說的傳播廣度遠遠高于《美國經濟評論》《左與右》等學術刊物。

二戰后左翼運動聲勢浩大，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石墻暴動、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吸引了公眾的眼球。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場自由至上運動潛流涌動，到了今天，暗流噴涌而出，化作波濤大河。特朗普團隊中的勞工部長、中情局局長、國務卿，都受過安·蘭德思想的洗禮。

1954年羅斯巴德結識安·蘭德，并定期訪問對方住所，1958年7月，兩派人馬割席斷交。安·蘭德的決裂來得那么突然，正如當初她的降臨來得那么突然。

雙方均是資本主義最堅定的捍衛者，然而除此之外，別無共同語言。安·蘭德推崇精英主義，羅斯巴德信任民眾的力量；安·蘭德對蘇聯強硬，羅斯巴德是鴿派；安·蘭德漠視基督教，羅斯巴德指出，如果你堅信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么遲早會追溯到某種先驗的東西，神圣性可能來自洛克式自然法，也可能是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

羅斯巴德本人不信教，出身于世俗化的猶太家庭。但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考量，只要不染指政治，宗教能起到維護道德的作用，利大于弊。到了成家立業的階段，他娶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為妻。

當安·蘭德知道羅斯巴德的擇偶情況后，大為鄙夷，還試圖拆散兩人的婚姻，給羅斯巴德安排一個“格調”更高的妻子。在精英主義者看來，世俗道德盡是假仁假義，提倡好善樂施的基督教教義與家庭溫馨的共和黨價值觀，只能欺騙庸人，尼采式超人不應當受到倫理束縛。安·蘭德是這么論述的，后來也是這么實踐的，她跟門下弟子產生婚外戀，上演了一幕幕狗血的劇情。幸福恩愛的羅斯巴德夫婦隔岸觀火, 旁觀了這場肥皂劇。

個人至上主義的兩大旗手決裂的直接原因是理念差異，深層因素歸根于職業階級和人生經歷，羅斯巴德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歷任教師、智庫研究員。他早慧，天資聰穎，普通的中學教育容不下少年天才，轉學進入一流的私立學校。上大學后，成績優異，功課全A。順便提一句，羅斯巴德對公立學校體系的抨擊可能跟自身經歷有關。

安·蘭德的天賦也不差，考取圣彼得堡大學，本可能走上類似的職業道路，蘇聯反猶主義打斷了她的前途。安·蘭德流亡移民到美國，在好萊塢當編劇出道，憑借暢銷小說名揚天下，地位猶如張愛玲式文青教母。

在泛右陣營交流過程中，安·蘭德暴露出自己的知識短板，不懂邊際效用原理，引來諸位奧派學者的輕蔑。羅斯巴德兩卷本權威巨著《經濟學思想史》，證明了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在左派當道的學術界，羅斯巴德滿腹才學，找不到用武之地，只好屈居于一所工科院校，當個小教員，一當就是35年。安·蘭德在這種生活工作環境里，十分鐘都待不下去，她習慣了書迷粉絲的奉承，離不開鮮花和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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