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界沖突與蘇聯的反應和政策

【摘要】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一個在國際冷戰史中占據突出地位的事件 ,對中蘇分裂的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蘇聯對中印邊界沖突的反應和政策 ,是蘇聯對印度政策發展變化和赫魯曉夫推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 ,是自 2 0世紀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蘇聯和中國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及國際戰略問題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體現。這些矛盾和分歧成為中蘇論戰的重要內容和中蘇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標志。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一個在國際冷戰史中占據突出地位的事件，對中蘇分裂的進程具有深遠的意義，長期以來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但對影響中印邊界沖突進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蘇聯的反應和相關政策，國內外學界則缺乏系統的研究。從已有的研究論著看，蘇聯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沒有論及這一問題。俄羅斯學者從中蘇關系的變化特別是導致中蘇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他們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使用軍事力量的方式開始緩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為蘇聯所接受，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構成了蘇聯與中國關系破裂的基礎。因此，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是中蘇關系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標志著兩國關系公開破裂的開始。印度學術界在研究中印邊界沖突時強調，中美敵對關系和中蘇之間正在出現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過同兩個超級大國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沖突的關系，來形成對中國的威懾。他們指出，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使毛澤東相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應該從莫斯科轉到北京，應該從赫魯曉夫轉到毛澤東。為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最先關注的地區就是那些同中國有著相同經濟和政治狀況的亞非國家，首要的目標就選擇了印度。“進攻和顛覆是毛的戰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臺了，印度共產黨將奪取政權，亞洲其他國家將會紛紛效仿這一模式。”因此，蘇聯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所采取的中立立場，是促成中蘇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一直認為中印邊界沖突嚴重損害了中蘇關系，蘇聯的行為損害了“中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而中國的研究普遍認為，“赫魯曉夫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在加勒比危機中支持蘇聯……短時期內對中印邊界沖突持觀望態度。蘇美就加勒比危機達成妥協后，蘇聯立即恢復了過去偏袒印度的立場。”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持有不同的論點，認為在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中“中蘇同盟仍在發揮作用，兩國相互聲援對方”。

從“兩個陣營”到“和平共處”

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外交以兩大陣營來劃分敵我，雖然蘇聯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關系，但對印度的外交明顯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蘇聯科學院的印度問題專家在1947年6月舉行一次特別會議，討論印度獨立后的內外政策。與會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資產階級和地主同英國帝國主義交易和妥協的結果，印度資產階級和國大黨領導集團已完全倒向反動和帝國主義陣營。印度目前的形勢是“印度資產階級貪婪和背叛的結果，它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國家的獨立”。1947年12月的《布爾什維克》雜志發表了蘇聯著名印度問題專家茹科夫(E.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產黨通過結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領導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盡管蘇聯領導人在公開宣布“兩個陣營”的形成時認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會主義陣營的，但隨著冷戰的全面展開以及對印度獨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評價，蘇聯領導人顯然更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結盟”的中立政策。《真理報》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尼赫魯政府逐步把印度變成“英美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憲兵”。

蘇聯對獨立后印度的性質的判斷，還體現在對甘地(MahatmaGandhi)和“甘地主義”的評價。《蘇聯大百科全書》指出甘地廣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視，是一個鼓吹種姓制度的反動派；他背叛人民，以蠱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偽裝成印度獨立的支持者和英國的敵人，并幫助帝國主義者反對人民。因此“甘地主義”是“反革命的意識形態”。當印度駐蘇大使梅農(KrishnaP.S.Menon)提請蘇聯駐印大使諾維科夫(K.V.Novikov)注意上述問題時，諾維科夫回答說，如果在蘇聯的書中找到一句貶低甘地的話，那么就會在印度出版的書中找到一百句貶低列寧和斯大林的話。諾維科夫還說，在蘇聯，許多學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從事研究，并得出諸如像甘地這樣的歷史人物的結論。

共產黨情報局1950年對印度共產黨的批評和直接干預，同樣是這一時期蘇聯對印度政策的必然結果。1950年1月27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發展》的重要的編輯部文章，文章號召印度共產黨“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自然應該是加強工人階級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為實現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爭，并在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反對壓迫他們的英、美帝國主義者、反對與英美帝國主義者合作的反動大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公而進行的共同斗爭的基礎上，團結一切愿保衛印度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階級、黨派和團體。”而當時印度共產黨內部對于是否應在印度開展武裝斗爭的問題，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共產黨情報局對印度共產黨的猛烈批評，造成了印共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導致印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改組。新中央與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線，贊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國的道路。而本來就反對開展武裝斗爭的丹吉(ShripadAmritDange)、高士(AjoyKumarGhosh)等人組成新反對派，反對這條新路線，致使印共公開分裂為不同的派別。情報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產黨的斗爭陷入更為嚴重的困難，從而也成為印共黨內在中印邊界沖突期間產生嚴重分歧的一個重要起因。

這一時期蘇聯和印度的經濟關系的變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印政策的基本特征。蘇聯從印度的進口額，從1948年的1620萬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萬美元；同時期蘇聯對印度的出口額，從980萬美元下降到90萬美元。

導致蘇聯對印度政策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戰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評價，特別是印度對朝鮮戰爭的反應。斯大林開始意識到，“尼赫魯真正的興趣在于從西方列強對亞洲的冷戰中追求印度的獨立”。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駐蘇大使拉達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會談時，對印度的進步表示了“友善的興趣”，并嚴重關注西方正對印度施加壓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陣營。蘇聯其他領導人也強調印度對加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斯大林逝世后，蘇聯開始明顯調整對印度的政策。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稱贊印度在朝鮮戰爭期間所進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蘇聯和印度的關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會更加密切。布爾加寧(NikolaiBulganin)的一句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說：“我們并不想讓尼赫魯成為一個共產黨人，我們希望尼赫魯就是尼赫魯。”因此，尼赫魯1955年6月訪問蘇聯時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歡迎，就是這種調整的體現。當時印度駐蘇大使K.P.S.梅農說，俄國人在贊揚印度的一切東西。赫魯曉夫1955年7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甚至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國之后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那么西方資本主義將決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蘇聯無需過早同西方發生沖突，而應該在欠發達地區展開攻勢。

蘇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相適應，蘇聯對印度的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蘇聯領導人對尼赫魯的認識上。1955年11月至12月，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對印度進行訪問。布爾加寧說：“印度和蘇聯作了很大的努力來維護和鞏固和平，并且主張用和平方法，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這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積極結果。”布爾加寧還強調：“我們兩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是為世界和平而進行崇高的偉大的斗爭的同盟國。”赫魯曉夫也贊揚印度和尼赫魯的外交政策，他反復強調，印度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執行著獨立的政策，“同蘇聯建立了最良好的親善關系。這種關系的基礎主要是為爭取鞏固世界和平這樣的卓越崇高事業而進行的共同斗爭。”蘇聯“對印度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在爭取和平、反對新戰爭威脅的事業中所做的重大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赫魯曉夫強調，尼赫魯是一位“寶貴的朋友”，他“雖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他并不只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他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主義者。即使他不采納馬克思主義，他確已開始向社會主義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態。”赫魯曉夫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同尼赫魯的關系會越來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魯的關系則是“再友好不過的了”。赫魯曉夫還認為，“如果我們有耐心，尼赫魯會自愿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自然，我們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做出正確的選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Gromyko)也認為尼赫魯是一個“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對殖民主義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主張加強同蘇聯和蘇聯人民的友誼。蘇共二十一大對印度和尼赫魯的評價更高。蘇聯領導人認為，“毫無疑問，印度在徹底清除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保障社會和經濟進步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同樣無可爭辯的是，由于杰出的東方政治家尼赫魯及其領導的政府的富有遠見的政策，以及所有進步力量的活動，印度在短短的歷史時期里，在發展工業、農業和整個經濟方面，在取得國內團結和提高國家的國際聲望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魯曉夫訪問印度時多次強調，蘇聯支持印度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話，蘇聯將予以提供，甚至可能會包括軍事援助。訪問結束時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同以往任何時候相比，現在印度和蘇聯的關系是建立在更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礎之上。”

其次，雖然蘇聯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兩國在重要的國際問題和涉及各自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魯曉夫在1958年考慮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和伊拉克政變時，建議舉行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印度五國會談。這種排斥中國的做法的意義是明顯的。在果阿問題上，蘇聯支持印度的行動，譴責葡萄牙對果阿的統治是“文明的恥辱”。對此印度方面認為，“蘇聯領導人的聲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場”。在印度看來至關重要的克什米爾問題上，蘇聯明確支持印度的立場。1955年12月赫魯曉夫公開表示，“克什米爾是印度共和國的一個邦，這已經由克什米爾人民決定了”。布爾加寧在給最高蘇維埃的報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蘇聯的這一立場。1962年6月，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與此同時，印度也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支持蘇聯，特別是在德國問題上。1961年9月尼赫魯訪問蘇聯，在9月11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尼赫魯承認：“目前兩個德國的存在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任何試圖改變邊界的企圖都將產生危險的后果。”

另外，蘇聯還明確表示不支持印度共產黨的活動，并保證讓印度共產黨支持尼赫魯的內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魯曉夫訪問印度時對尼赫魯表示：“蘇聯政府作為一個共產黨政權，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但絕沒有領導這些共產黨的意圖。蘇聯共產黨通過撤銷共產黨情報局，事實上已經解散了從事這些工作的機構。蘇共和印度共產黨沒有聯系。”赫魯曉夫1957年再次向尼赫魯保證，“蘇聯不會干涉印度的國內事務”。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產黨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蘇斯洛夫率領蘇共代表團參加，從而加強了印共黨內右派的力量。高士在報告中強調，必須組織“強大的群眾運動保衛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積極現象，同時要同在實施這一政策過程中的不一致性作斗爭。”蘇共對印共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上述政策指導下，赫魯曉夫時期蘇印關系發展迅速，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兩國經貿關系上。從1955年開始，蘇聯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額持續上升。1958年，印度從蘇聯的進口額是4560萬美元，占其進口總額的1.8%；同年印度向蘇聯的出口額為4900萬美元，占其出口總額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蘇聯之間的貿易增長了15倍。同時，蘇聯還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1959年9月12日，蘇聯宣布給與印度28億盧比的第四筆貸款；9月28日，蘇聯又宣布給與印度1.87億盧比的第五筆貸款，這些貸款用于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

1959年至1962年，印度從蘇聯的進口增加了4倍，向蘇聯的出口增加了10倍。與此同時，蘇聯和印度的軍事合作關系也日益密切。1961年2月25日印度國防部長梅農(V.KrishnaMenon)宣布，蘇聯已經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邊境修筑公路的設備。1961年4月，蘇聯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運輸機，這種機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區投送作戰人員和物資，印度當時希望在拉達克地區使用這種飛機。印度此前還從蘇聯購入伊柳-14型運輸機和米-4型直升機。1962年7月，印度購得了米格-21型戰斗機。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和印度在這一時期還加強在原子能領域的合作。從1961年2月開始，蘇聯和印度就蘇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上進行談判，并在1962年10月簽訂正式協議。

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和印度關系的發展，直接影響到蘇聯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反應，也直接影響到中共中央對蘇聯整個外交政策的認識和判斷。

西藏叛亂、邊界問題和中印關系的根本變化

中國對印度的政策，首先體現了中共中央在冷戰的背景下對待民族主義國家的政策的變化，其主要過程從“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踐，發展到50年代中后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中共中央領導人最初希望印度共產黨也能以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榜樣，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印度共產黨書記處總書記拉納迪夫(B.T.Ranadive)打電報祝賀。毛澤東在回電中說：中國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產黨，依靠印度所有愛國者的團結和斗爭，印度肯定不會長期屈從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之下。毛澤東在回電中還強調，同解放了的中國一樣，一個自由的印度終將有一天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家庭里。中國當時把尼赫魯同保大、蔣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論，稱之為“人類的渣滓”。

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印度對華政策的主動性以及朝鮮戰爭結束以后中國所采取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特別是毛澤東這一時期對“中間地帶”的認識，中印關系開始進入所謂的“蜜月時期”。毛澤東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魯的四次會談中，反復強調了中印的友好關系。毛澤東指出：“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毛澤東把印度劃入第三類國家，即“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而是由愛國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毛澤東認為這些民族主義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于他們現在的情況的。”對于這種中立政策，毛澤東認為是“一種獨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場”，中國歡迎這種立場，因為它有利于和平事業，不利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在后來的一些談話中，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間地帶正處于激烈的革命過程中，是當前決定世界命運的重要環節之一，民族主義是中間地帶的主要中間地帶。

基于上述認識，毛澤東1956年5月2日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avelYudin)會談時，針對尤金關于斯大林時期對甘地主義和甘地的作用認識不正確，是對印度的實際情況不了解的結果的說法，毛澤東指出，斯大林對印度、中國和英國作為大國的作用認識不足，由于他對這些國家的形勢認識不正確，導致了對這些國家的錯誤政策。毛澤東認為，印度越來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同英國和法國相比，它對美國奉行更加自立的政策。陳毅曾稱贊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印度代表K.P.S.梅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談判家”。對于印度占領果阿，中共中央雖表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并不相信軍事行動可以解決國際問題，但同時強調中國會盡自己所能結束殖民主義。因此，中國當時對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性質的基本判斷和“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踐。即便是在中印關系這一“蜜月時期”，中國從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國外交的重大問題的態度上，開始重新認識尼赫魯的不結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鮮停戰談判中的活動，特別是印度在聯合國提出的有關遣返戰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視為是“荒謬和非法的”。在1958年臺灣海峽危機期間，尼赫魯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國駐印度大使明確表示，他堅決反對中國試圖以武力奪取沿海島嶼。基于印度的這些政策，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認為，“尼赫魯曾經在一個時期內，做過一些對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尼赫魯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重大侵略行動也很少加以反對，而對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和社會主義國家卻不斷進行攻擊。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重大的關鍵問題上，尼赫魯經常是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基本上是對帝國主義采取‘小批評、大幫忙’的政策。”中國特別強烈地批評印度在聯合國的代表完全追隨西方國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國家在匈牙利、朝鮮和中國問題上的強權政治，判定印度通過這種方式正在進一步向帝國主義反動派靠攏。因此，毛澤東雖然在1959年5月的時候認為：“印度不是我們的敵對者，而是我們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但他同時更強調：“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之間的分歧。”

導致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印度外交和尼赫魯的認識發生根本變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亂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印邊界沖突，但矛盾和沖突在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時就已初露端倪。鑒于歷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的決策時，充分考慮印度的反應。但中共中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問題上立場堅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連續照會中國政府，表明其立場。印度堅持認為，“并沒有任何確證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釁行為或任何訴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無論如何，對他們采取這種軍事行動是沒有理由的。”印度甚至聲稱：“最近在西藏的發展已影響到”印度和中國的“友誼關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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