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關系本質上都是雙邊運行，但三國中一直存在著“超級第三者”。也就是說，中美日三國中，一方總在另兩方的雙邊關系中充當“超級第三者”角色，對雙邊關系起著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在剛剛結束的北京APEC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實現了握手，給近年來緊張的中日關系帶來了一絲緩和的曙光。隨后中美首腦會晤達成的一系列協議，也使不太順暢的中美關系出現了良性互動的跡象。

但這種“樂觀”局面或許不會持續太久。今年年底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出爐，必將再次攪動中美日三國之間的關系。從10月美日公布的“中期報告”來看，這份時隔17年首次修改的“指針”，核心目的是強化美日同盟并提升日本在安全事務上的作用。

中美日三國中，3對雙邊關系在內容和運行邏輯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歷史地看，任何一對雙邊關系的發展都會給第三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美日三國外交棋局還存在一個“奇怪”現象：任何一對雙邊互動都不會在臺面上討論第三方，但這個第三方對該雙邊關系的影響力又客觀存在。中日關系的緩和，兩國都不會公開承認美國的作用。美日在升級同盟關系的同時，總不忘淡化針對中國的色彩，就好像真的跟中國沒有關系似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論述中，也沒有日本的影子。但中美日三國誰都清楚，不妥善處理“第三者”的作用，任何一對雙邊關系都不可能順暢。

“浪漫三角”瓦解

美國學者傅高義把1972年至1989年稱為中美日三國關系的“黃金時期”。這種基于應對蘇聯這個共同威脅的“黃金三角”，隨著冷戰的結束而解體。在2004年出版的書中，傅高義把1989年至2001年的中美日關系定位為“不確定”。如果要給2001年以來的中美日三角關系定位，或許應該是對“不確定”的“確定”。

因為自“9·11”事件以來，中美日三國的力量格局以及互動模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并與日美兩國在經濟上形成了緊密的相互依賴。日本抓住“9·11”事件后協助美國反恐的機會，逐步把軍事實力整合到外交和安全戰略資源中。美國在反恐戰爭以及諸多全球挑戰壓力下，戰略資源和手段日益捉襟見肘。這一切都在深刻影響中美日三國外交格局。

冷戰后一段時期，中美日三角關系比較符合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所稱的“浪漫三角”。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作為“軸心國”的美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保持“和諧”關系，但處于“兩翼”的中日之間的關系并不緊密甚至敵對。在這個問題上，基辛格的話說得更直白：“我們與潛在對手的關系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在兩者之間選擇的自由，總是要比兩者自身選擇的自由大。”近年來中日圍繞釣魚島的博弈，似乎再次證明了“浪漫三角”的存在。美國在做到“不在乎”釣魚島主權歸屬的同時，讓中日兩國都“在乎”美國就該爭議的表態。中日對抗似乎也沒有實質性影響美國與中日兩國的雙邊關系。

但實際情況并非沒有那么簡單。野田佳彥內閣將釣魚島“國有化”從而引爆中日對抗，到底是“缺乏外交經驗”使然還是戰略預謀，目前還是個富有爭議的話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購島”問題上并不是日本的幫手。

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主任杰弗里·貝德在其著作《奧巴馬與中國的崛起》中透露，2010年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中，美國在日本政府釋放中國船長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針對中日對抗升級的態勢，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兩度建議，由美國牽頭舉行美中日三邊會議，以促進中日之間的對話。美國前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2013年4月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稱，在野田佳彥內閣“購島”前，美國曾對其發出過警告。毫無疑問，美國并不認為中日對抗發展到“敵對”局面符合其利益。

“浪漫三角”給美國帶來的戰略紅利減少，除了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中美日三國力量格局變化是一個重要原因。對于美國來說，日本的戰略價值既在“升值”又在“貶值”。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日本的價值明顯“升值”了。不然，美國也不會熱衷修改“沉睡”了17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但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日本的價值顯然是“貶值”了。無論是世界氣候問題、全球金融穩定問題還是地區熱點問題，美國對中國的需求更甚于對日本的借重。通過升級美日同盟來用日本對付中國，同時還希望中國幫助美國“對付”全球挑戰，這種戰略手段與戰略目標之間的內在矛盾性，壓縮了美國從“浪漫三角”獲取戰略利益的空間。

“超級第三者”

中美日關系本質上都是雙邊運行，但三國中一直存在著“超級第三者”。也就是說，中美日三國中，一方總在另兩方的雙邊關系中充當“超級第三者”角色，對雙邊關系起著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1956年當選日本首相的石橋湛山主張與中國關系正常化，在美國的壓力下上臺僅65天后便“稱病”辭職。半個世紀后，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倡導“東亞共同體”、主張對華友好的鳩山由紀夫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戰略目標和影響力界定了中日政治接近的幅度。在這一點上，美國對美日同盟關系的調整對中日關系影響尤其明顯。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曾撰文稱，1991年冷戰結束尤其是布什政府以來，美國一直在鼓勵甚至催促日本重新武裝，這一發展趨勢助長了中日之間的敵意。

中國成為“超級第三者”完全是“躺槍”。美日強化同盟關系并非中國所愿，但中國的應對也對局勢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的強勢回應無疑給日美關系制造了一定的張力。沒人會懷疑美日同盟關系的調整主要是針對中國，但美日公布的有關修改防衛合作指針的“中期報告”中，甚至沒有出現“中國”字眼。年底公布的“指針”全文，美日很可能在表述上絞盡腦汁淡化中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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