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懷疑，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給每個觀影人留下了最獨特的回憶。跟隨著馬小軍這個年輕主人公的足跡，導演試驗性地對一個問題進行探尋：若創傷性事件的歷史與它的記憶相重疊，將會產生什么？會意味著什么？他發現，扭曲與失真，甚至是記憶的不可靠與不穩定，也許是這個問題的終極答案。

不同于其他表達創傷的電影，至少在表面上看，無論是文革那真切的疼痛瞬間抑或傷感的傾訴，這部作品均不直接去觸摸；取而代之，電影聲嘶力竭地渲染著另一種氛圍——略帶詭異，卻是不可否認的光芒四射。這種光芒，更像只是圍繞著那暗涌著躁動、不安、叛逆的青春期的描寫，中間也許還夾雜著好奇、熱情和性萌動；這些暗流，歸屬于一幫在那個時期逃離了父母管教的青少年，暗中契合著那段特殊時期里無知愚昧卻暴戾恣睢的氛圍。

但是，細心的觀眾會不難覺察出，這部電影其實充斥著一種難纏而不暢快的復雜感。

為了穿越迷霧看得更清，最好去找一個參照物。若是能把田壯壯的《藍風箏》找來，大概能獲得許多其樂無窮的驚喜。表面看來，兩部電影擁有許多相似元素，例如，都啟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都是圍繞著青年男孩的經歷，都表現了歷史的創傷。實際上，兩者卻是“同床異夢”。

姜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聰明而實驗性地處理著兩個可能同時被融入創傷表現的重要成分：歷史與記憶。歷史停留在過去，而記憶則在追溯著過去，通常兩者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藍風箏》中，鐵頭私密的記憶甚至暗中在替換著歷史。在這種慣常的敘述方式中，電影用記憶置換歷史來闡述歷史本身；然而，姜文固執地堅持著二者間的界限，通過一系列怪誕的電影語言，創造了一系列的懸念和驚奇，來質問，甚至顛覆這種方式和這種方式下所表現歷史的正當性，其中就包括了米蘭那張穿著紅色游泳衣的照片奇怪地消失，還有滿懷嫉妒的馬小軍因為劉憶苦和米蘭的親密關系而用刀捅人的情節。

按照前面那段重要情節的發展，馬小軍的激情捅刀本該釀成一場慘劇，然而觀眾卻立馬意識到自己被忽悠了。耐心地等候了電影中一系列的慢動作后，猛然發現，動作每重復一次，就加強了一次刻意的不真實感——馬小軍不能夠接觸到米蘭，倆人甚至不屬于同一個“次元”。關于這道“次元墻”，唯一的解釋是，馬小軍修改了他自己的記憶，一旦進入用身體的創傷表現歷史的創傷，電影又重頭再來。電影嘗試凸顯這種不真實感，來否定文革創傷的傳統性描述。因為用身體的創傷來表現歷史的碾軋，其實反過來又再次扭曲了歷史創傷的原本面貌。

在此，電影融合了歷史和虛構，把虛幻融進現實，這同時能被視為一種向著解構主義方向的回歸。例如，馬小軍和米蘭的約會中獨特的時間排列順序架構、電影里運用于解釋約會的陰影效果，就是強調大膽打碎、再重組的解構概念，然而，田壯壯的作品只是按時間的順序，意圖提供證明歷史真實性的證據。

《藍風箏》安排了少年主角鐵頭站在風暴的中心點，親眼目睹與見證著在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可是，這種向著事實中心的逼近似乎陷入了一種困局，從開始到最后，鐵頭都是作為一個實際意義上的旁觀者而存在的，中間夾雜著對歷史描述的不自信。鐵頭嘗試在邊緣上生活，努力去抗衡那歷史兇猛的洪流，卻是如螳臂擋車，因此他經常目睹所有生活轉折點的（風箏掛在樹上），只能通過那一扇玻璃窗。《陽光》則大為不同，通過回避的方法，姜文特意把陣痛的創傷搪塞過去。他的創傷不是實質的，不是身體上所承受和感知的，也并非人們通常使用傳統途徑來描述出來的。因為對這種傳統描述的不信任，電影看似選擇了站在邊緣上講述故事。實際上，這種講述赫然屹立于風暴的中央。

這類似于哲學上定義上帝的方法：我們僅僅可以用否定的表達去接近上帝的含義——只能說上帝“不是”什么，一旦我們說上帝“是”什么，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對比起田壯壯，姜文拒絕了實證主義的表達，沒有像《藍風箏》一樣，通過觀察和感受身邊人的悲慘經歷，去正面驗證和定義歷史碾壓后的創痛，而采取了一種更加極端的、解構的方法，這樣，反而更加逼近了歷史創傷的本身。

姜文采用了成年馬小軍的視角，去解釋馬小軍的青少年時期。雖然屬于成人期，卻實質上代表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人們的集體記憶，這又不同于《藍風箏》。對于后者，不僅僅是視角，連所有的感覺，都是屬于個人的。

不可否認，兩部電影都灌注了諷刺的劇情來“討好”觀眾。例如，鐵頭的生父因為在大會上忍不住上廁所被打成右派分子，但這并不代表著《藍風箏》對待歷史的態度像《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一般“無禮”、“耍流氓”。Yomi Braester在他的書《Witness against History》中說過，姜文的電影講述的，是這段歷史的“小混混版本”。確實，這種無畏無懼，在電影里那股令人哭笑不得的，卻能夠摧毀一切歷史的力量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解構以后應該做的，是重構；否則，虛無主義將會占領這個世界。我們足以相信，《陽光燦爛的日子》并不是一部虛空無聊之作。它仍然能在一片混沌中觸摸到了終極的意義。也許我們需要再次把姜文和田壯壯的作品并置，來詮釋兩者的深層含義。

《藍風箏》想傳遞的，是人們漂浮在無重力的極權主義世界中感受到無根性。眾生如螻蟻，人命如草芥，生命可以輕易被奪走，如此沒有份量；因此，人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意義——始終漂泊卻無法生根，就像一只風箏一樣。另一方面，《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述的，是集權主義世界所賦予人的無限制的自我膨脹感。然而，一旦膨脹到某種程度，必然導致疼痛的幻滅，正如電影開頭的那一幕，馬小軍用偷來的避孕套吹成了氣球，卻在叆叇昏黃的燈光下爆炸了。同床異夢各不知，坐起問景終誰是？

人活著，最好還是保持作為一個人本該有的重量。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 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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