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的初夜給了誰

稱陳寅恪為國學大師，恐怕鮮有不心悅誠服的，當然他的學問也不僅限于國學。這樣一位大師，竟然在課堂上講“楊貴妃入宮時是否是處女”這樣一個課題，自然讓“正經”的中國人感到不適，大罵其無聊、齷蹉。

但只要了解陳寅恪一貫的史學思想，就會明白他關心的根本不是這個胖女人初夜到底給了誰，而是通過這一問題觀察唐代的婚姻制度，胡漢混血帶來的貞潔觀念轉變，乃至李唐王朝的血統、風氣和政治演變。如果一個皇帝都可以接受非處女，我等屁民還有什么可糾結的。

那陳寅恪是如何考證的呢？楊貴妃原先嫁的是唐玄宗的第18個兒子壽王李瑁，唐玄宗娶的是比他小34歲的兒媳。清初學者朱彝尊細致考證了楊貴妃入宮始末，認為雖有壽王冊封楊玉環為妃一事，但是還沒來得及與壽王那啥，就轉入道觀清修，隨后被唐玄宗納入宮中，其時還是冰清玉潔。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楊氏入宮，至早亦必在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間相隔至少已越兩歲，豈有距離如是長久，既已請期而不親迎同牢乎？由此觀之，朱氏‘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之論，殊不可信從也。”也就是說楊玉環在入宮之前，已與壽王訂親至少兩年，并且按照唐代親王娶親的禮儀，迎親當天即“同牢”（同房），讓壽王做柳下惠顯然有點困難。

季羨林對于陳寅恪這個選題和論證很是欽佩，他在《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一文中寫道：“寅恪先生考證不避瑣細，但絕不是為考證而考證，小中見大，其中往往含著極大的問題。比如，他考證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這個問題確極猥瑣，不登大雅之堂。無怪一個學者說：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風。在這個問題上，漢族與少數民族看法是不一樣的。寅恪先生從看似細微的問題入手探討民族問題和文化問題，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可靠。”

晚年傾盡全力研究柳如是

除了唐代兩位重量級女性，陳寅恪先生晚年時期，還特別研究過明清兩位才女柳如是和陳端生。1954年，陳寅恪動筆寫柳如是時，已經64歲了，而且雙目失明，最后花了九到十年時間寫下了《柳如是別傳》。為何在又老又盲的情況下，陳寅恪要窮晚年全力寫一個秦淮河畔的妓女呢？有很多學者認為，陳老是想借著這部書發泄憤懣。雖然當時沒有微博，沒有朋友圈，可是要發泄還是有很多渠道的，何必費這么大勁拐彎抹角寫一部85萬字的妓女別傳？

所以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認為，“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陳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是陳先生在臥榻沉思中追尋那種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覺地承擔起華夏文化的托命。

這正和陳寅恪一貫強調的“種族與文化”相印證，也和陳寅恪的身世和經歷相聯系。陳寅恪曾有詩曰“欲將心事寄閑言”，所以他以本是閑言的錢柳之事作為寄托，寫了一部“心史”。除了柳如是，晚年陳寅恪還寫了《論再生緣》，寫清代女詩人陳端生，也可以算是歷史學外的“閑言”。無論是《柳如是別傳》，還是《論再生緣》，其實都是在“世變”中寫“世變”，把身世感與歷史感糅成一團。當然，正像余英時所言，其中的“興亡遺恨”和“氣節生死觀”才是主旨，個人身世感懷倒在其次。
另外，陳寅恪研究柳如是也算是預時代之流。當時，柳如是研究是清末民初最前沿的課題。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大學者都在關注著這一課題研究的進展情況。王國維先生就曾在當時的《盛京時報》上發表過文章，提到了明清禁書中的柳如是。羅振玉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柳如是的研究。如此與時俱進的課題，陳寅恪參與其中也是情理之中。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原文標題為《陳寅恪為什么要研究楊貴妃的初夜給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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