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敵人思考得越多，就越難將他們視為惡魔或非人。但是殺戮需要一個動機，因此自衛就成為了瞄準目標的主要理由。如果有人朝我開槍，我就有還擊的權利。但這是法律上的理由，不是道德理由。搞笑的路易斯·C·K(Louis C.K.)精辟地指出了這個說法的荒誕性：“你拿起一把槍，前去另一個國家，結果你被擊中了，這事大概算不上奇怪。如果你正要向某個家伙開槍，他卻擊中了你，你自己也有點錯吧。”

在訓練時，我們談到過一種“開槍妥當，結果有錯”的狀況，那是我在被派遣到阿富汗之前最擔心的事情。但是在戰爭的混亂和不確定性中，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正確的決定。有一次，塔利班向我們開火之后，我們感覺有兩個武裝分子正在向我們逼近，可能想干掉我們。我們警告他們離開，但沒有用。他們還在繼續靠近，于是我的隊員開了火。兩個人在交火中逼近一個海軍陸戰隊小分隊，還可能有什么原因？交火結束之后，我們找到這兩個人的尸體，發現他們手無寸鐵。他們只是想回家，可是卻永遠回不了家了。

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用槍炮殲滅敵人，或者狙擊手除掉一名塔利班武裝后，我們都會好好慶祝一下，就像商人們在成功會見客戶之后那樣。但發現平民遭到殺害之后，則不會有人進行慶祝。脫離了集體脫罪的環境，我才第一次認識到，那對我的靈魂和心智有多么重要。

從來沒有人談論過這起意外事件。它的文書記錄是有的，也進行了一個簡短的調查，然后就是沉默。你不能對那個殺死無辜者的人說，他做得對，即使他在開槍之前遵循了所有正當的程序。

當我回國的時候，這種集體脫罪的表現應該就是一個歡迎我們歸來的社會，與越戰老兵回國時的情況不同。但我的行動得到的唯一肯定，是一句隨處可見的話：“感謝你的服務”。除此之外，沒人想要討論在國外發生的事情，那時不想，現在也不想。

四

第一個在執行任務時受重傷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是在交火時被擊中了頸部，當時距離9·11事件正好九年零九天。這名19歲的士兵來自密西西比州，這是他高中畢業后直接參軍以來，第一次執行任務。在敵人的炮火下，海軍醫護兵和他所在小隊的士兵對他進行護理，與此同時，救援直升機正在趕來，希望在“黃金時間”里將他送往戰地醫院。

40分鐘后，他被送上直升機，小隊戰友報告稱他看起來精神狀態良好。他能堅持下來，到醫院接受緊急手術，然后經由德國被送回美國，在貝塞斯達(Bethesda)度過漫長的康復過程。只可惜，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10分鐘后，他們通過無線電打電話稱，這名士兵已經死亡。

在那一刻之前，我們這些部署在阿富汗的士兵一直都很振奮，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堅不可摧。在那種時常有人死亡的環境中，這種堅不可摧的念頭，是我體驗過的最強有力的感覺。我感覺受到了眷顧，而且癡迷于那種無所不能的感覺。很快，這些感覺就被不確定和無能為力的感覺所取代。我們失去了第一名士兵的消息剛剛傳來時，每一個聽到的人都震驚了，但我們很快就接到另一個電話，稱有人在附近的道路放置炸彈。

在我們的士兵被殺后很快就看到了敵人，這是一個絕佳的復仇機會。無人偵察機的攝像頭傳來了粗糙的灰白畫面，我從中看到導彈擊中了他們的車，后來又看到其中一人身上著火，在奔逃的過程中倒地不起。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狂喜不已，擊掌、歡呼、揮舞拳頭。如果我們無法救活自己的士兵，至少能奪取敵人的性命。我們的力量恢復了一些。這個思路并不符合邏輯，但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五

我可以看著你的眼睛告訴你，我確信，我們在這名士兵死后擊斃的兩人，當時正在放置炸彈。我記得當時通過無人偵察機拍攝的畫面，看到他們在挖坑，似乎是在路邊放置一個爆炸裝置。與此同時，疑問慢慢產生。那種因為士兵陣亡想要報復而產生的情緒，能夠扭曲現實?；蛟S我們相信在失去第一位士兵后，碰巧就發現塔利班成員正在放置炸彈，這有些過于輕易了。但戰爭的迷霧不僅僅限制了你能知道的事情，還會使你對確信的事產生懷疑。

戰爭的瘋狂之處在于，雖然這套體系的目的是殺人，但對于實現更大的善，實際上或許是必要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存在殺戮和折磨的危險世界里，與享用星巴克(Starbucks)的文明社會相比，恃強凌弱的情況在這個世界里更接近常態。確保我們自身的安全，保衛世界的和平，可能需要訓練年輕男女怎樣殺人，需要創造能使我們立即毀滅地球上所有人的技術，需要將地球上的很多人視作非人，并宣稱殺人具有道德神圣性。理解這個體系，接受使用它來實現更大的善，就需要理解，我們仍然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

如果這種戰爭的時代有朝一日結束了，我們擺脫了自動化殺人的麻木狀態，在日光下直面道德質疑，我們將會面臨審判。如果我們捫心自問，答案不會簡單。我不將這些戰爭歸咎于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或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畢竟，我們的民選領袖只是服從命令，與詢問自己可否殺掉一個在路面挖坑的人的那個海軍陸戰隊士兵，沒有什么不同。

文/蒂莫西·庫多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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