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組文章取自《現代亞洲研究》（Mordern Asian Studies）2011年的專題“二戰中的中國，1937-1945：經驗，記憶和遺產”。

以往西方學界在抗戰研究中將國民黨政府定性為腐敗、官僚、作戰不力、行政混亂、從內部垮塌的政權。但這里的前兩篇文章卻試圖去理解國民黨政策改變的客觀原因（稅收受阻）和它帶來的積極貢獻（建立公民意識）。這并非為國民政府剖白，只是為了這讓我們更客觀的從另一個視角切入那段歷史。

后兩篇文章則描繪了共和國時期人們對于抗戰記憶的流變和從中繼承的遺產（退伍軍人問題）。這是對于這場戰爭國家反思的反思。如果說歷史是主流敘述的層累，那么這里你看到就是對于抗戰史的層累過程的重新發掘。

戰時經濟的崩潰——合理體系被混亂政策驅逐

整理自《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作者FELIX BOECKING

John Brewer說過“政府行政部門建立收稅，搜集財物和征用支援力量的通路的能力足以決定戰爭的勝利或羞辱。”對于他而言，為了維持激烈的對外戰爭之，英國政府加強了財政機構的收稅能力。這造就了英國現代國家的形成。但是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卻與英國的情形相反，戰爭帶給國民政府的只有嚴重的財政危機和腐敗的名聲。這一現象的產生與國民政府所采用的緊急戰時財政體系有關。由于海關這一主要收入源的失效而采取的一系列替代性的財政措施加速了戰時民國管理體系的崩潰。這種崩潰更是讓國民黨逐步喪失了其合法性。由于這一失敗，直至今日，戰時國民政府依然被歷史學家們描繪為財政無力，貪污遍地。

在國民政府的財政體系之下有兩個主要機構，其一是財政局，另一個是獨立于財政局，由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領導的海關機構。它的工作只有兩項，收集關稅和打擊走私。雖然民國政府已經在1928-1930年完全收回了關稅自主權，但關稅收入的一部分還是要優先償還庚子賠款。海關機構的逐漸失效在很大程度上勾畫出了國民政府管理體系和經濟政策的崩潰。

國民政府南京時期（1927年定都南京-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被稱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中國民黨的財政政策相當成功。海關執行秘書E.D.G.Hooper在1937年去信財政部“國際貿易的和整體經濟的恢復，連同貨幣改革成功帶來的復蘇讓整個國家看起來很有生機。”直至此時，海關收入已占全國稅收的40%以上，成為國民政府中最有效的稅收系統。

但是這一平和的發展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即告終結。大型的沿岸城市如廣州，上海的陷落，以及長江出海口的喪失，使得關稅收入大幅縮減。至1938年十月始，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關稅已經降低到總體關稅的20%。海關機構不再成為支撐財政收入的主體，它的影響力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個影響海關機構聲譽的事件是在1938年五月3日英國和日本簽訂的英日海關協議，同意將日方收集的中國境內關稅由香港轉存至日本銀行之中，以換取日本保證中國關稅如常優先支付庚子賠款。由于海關機構雖然隸屬國民政府，但一直都是由英國人領導，所以此舉更激發了國民對海關的反感，將其斥為“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代表”。國民政府體制內其他部門也開始抵制由英人把控的海關。

但是戰時國民政府由于領土喪失，財源被阻，再加之嚴重的難民負擔和軍事開支。不得不依賴海關重新尋求稅源。既然已經喪失了國際貿易關稅的控制權，那么就只好轉而國內形式的關稅了。在國民政府時期其實一直都存在著這樣被稱作“轉口稅”的國內關稅。任何從一個國內內陸水口轉到另一個水口的本地貨物都需要交納這種轉口稅。在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的情況下，海關監察官Frderick Maze爵士曾批評這目稅種在穩定稅收體系中非常不合時宜。“廢除這一稅種勢在必行。”

然而在1937年，國民政府將轉口稅的稅收范圍由蒸汽或輪船在兩港間轉運的貨物擴大到了所有水路關口間轉運的貨物。這一轉口稅被固定在7.5%，這一附加稅收在1939年之前帶來了稅收的顯著增加，但是1940-1941年它卻開始逐步下降。

為了阻止這種頹勢，國民政府在1942年五月15日廢除了轉口稅，改用戰時消費稅進行替代。盡管在名稱上改頭換面，但戰時消費稅的本質實則是早在1931年即被國民政府廢除的厘金。厘金起源于太平天國時期，地方政府為了擴大收入開始設置路障，收取攜帶貨物的商賈行人的稅。這種稅收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只要有軍事力量支持其強制性即可。這毫無疑問的讓實際負責此事卻沒有槍桿子的海關不得不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這步轉換已經徹底將它變為了雞肋機構。

厘金收入本身對于內陸商業發展有著極大的負面效果。這一措施因而也只能產生短期效果。加之隨后而來的惡性通脹，它的作用也越來越小。

除去稅收，打擊走私是海關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但是戰時貿易的特殊性使得這項任務也變得愈發棘手。雖然面臨著道德指責，但由于物資缺乏日益嚴重，國民政府不得不再短暫的禁止后，默許；額與日本占領區進行貿易。而這種貿易在1940年之后更成為了“邊境貿易”的主要部分。在美國戰略辦公室的統計下，雙方貿易在1940年達到了1200萬美元。在之前對于邊境貿易稽查和稅收有著絕對權力的海關更是不得不面對其他機構和軍隊的挑戰。在于占領區的貿易關口上就有稅警總團，緝私署，戰時貨運管理處等組織與之競爭，而這些組織其實都是軍統的下級單位。由于戴笠在戰爭時期擴大的權力，他甚至意圖在1944年將海關也那與自己的麾下。這種出于私利的繁復組織關系進一步削弱了海關的力量。

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亂政迭出，權力邊界模糊的管理體系代替了曾經運作良好的稅收體系。海關在這個時期逐漸被削弱的歷史暗示著整個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崩潰的管理性原因。而正是這種延續到戰后的無效管理注定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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