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公民的誕生——難民身份證連接的國民關系

整理自《Classifying Citizens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1937–1941》作者RANA MITTER

在歷史學家Theda Skocpal的比較性研究中，國民黨在對日戰爭中的失敗早在和平時期就已經注定。因為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那時“開始喪失了它的群眾基礎并且逐漸墮落成一系列官僚主義利益團體。”在這種解釋下，“國民黨被日本軍隊從東部富庶地區驅逐不過證明了它統治的內部缺陷。”這一經典結論在近期的歷史研究中受到了挑戰。中英方面的近期論文都表明國民政府在戰時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政府的專業性和權威，而非如之前所假設的那樣腐敗，軟弱和毫無效率。本文作為其中的一篇，試圖從重慶時期難民管理政策入手，展現國民政府在利用行政手段塑造公民身份和意識上的努力。

Robert Culp的文章將民國和晚晴時期的公民身份定義為“一種可以超越現存政治行為和道德人格模式，同時又延續了帝國晚期政治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的使命感的倫理-政治行為。”簡而言之就是將“作為整體行動”作為國家公民身份的標準。但是這種公民身份和意識的產生卻被1937年的抗日戰爭所打斷。

從19世紀晚期開始，行動主義的公民概念（要參與行動方才能被認為公民）已經被中國精英們所接受。在這一時期公民和民族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國民政府也繼承了這種整體性公民的概念，在1920年代，國民黨方面認為由于它具有唯一合法性，所以理所當然的要將無國民意識的人民轉化為組成黨的公民。在強調黨民一體的同時，國民黨也試圖去承擔了它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度的先鋒角色。東三省在1931年的淪陷和共產黨對于階級斗爭的宣傳讓蔣介石更加意識到建立公民身份，并借由此統一國民的重要性。新生活運動就是針對加強公民意識而生的軟性宣傳手段。

1937年之后日軍占據中國半壁，國民政府不得不將包括共產黨的其它政治勢力拉入抗日陣線，這使得以黨民同體的既定目標變得很難達成。但同時政治光譜的延展又使得它有了更寬廣的社會動員手段去定義公民在戰爭中的角色。此時，如汪偽政府的日本控制下的敵對勢力推出了“與其在獨立之中尋找自我的實現，不如在大東亞新秩序下尋找自己位置”的公民定義。這也逼迫著國民黨去確立一個與汪，共有所區別的戰時公民理念。“我們要抗戰到底，故而所有中國的公民都要參加其中。”這就是國民黨方面在戰時公民的新定義。

對于在1938年面對一系列軍事失敗，退守重慶的國民政府而言，能保證抗戰繼續堅持下去的核心就是“動員”和“社會凝聚”。而這兩點也是建立公民整體的重點。為了能將這已因戰爭變得一團散沙似的國民收拾起來，重慶撤退也被國民政府宣傳成一場英雄主義的戰略戰役。

除去可能已經讓人覺得疲倦的政治宣傳以外，由于大規模的難民涌入大后方地區，國民政府在進行物資實踐的過程中漸漸發現了另一種建立公民理念的行政手段——身份證件。

在敵占區的生活充滿了遭受敵意的恐懼，而背井離鄉前往沒有生活基礎之處也是很大的冒險。怎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可能抵抗力量作為難民前往西部未被占領地區呢？幫助他們安排生活，提供足夠的物資供給。在1937年至1940年間，國民黨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是建立了一個廣泛的難民接受系統。在這段時間內，國民黨簽發了21400萬元的難民經費，同時在一個相當完善的福利工作介紹體系下為90000難民尋得了職位。至1941年早些時間，共有9200萬難民通過了國民政府的接受系統。

政府在提供福利的責任上的轉變是一個重新定義公民對政府的責任與權力的轉折點。盡管這個過程并非線性的，也不是全新的。在晚晴帝國晚期，自然災難發生后的國家支持已經形成了常態。但是由于國民政府的集中權力在1928年才算建立。1931年的長江水災造成了進六十萬人的死亡，而到了1935年同樣類型的災害造成的傷亡已經大幅減少。這正是現代國家災害應對能力提升的結果。

由于遷都初期的財政混亂，以及難民的大量涌入。救助物資的采購和對難民的發放都由公民社會組織進行的，甚至部分非政府組織還在難民接收上貢獻良多。這與國民黨希望借難民救助建立黨國一體大政府形象的意愿相去甚遠。為了加強國民政府在整個難民救助過程中的存在感，他們要求所有的社會組織都依照國府行政機關簽發的難民身份證發放救濟。而對于那些尚未獲取身份證的難民，社會組織有義務指導他們領取。這樣難民們就可以手拿NGO的救濟糧，心念中華國民黨了。

身份證的發放除了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以外，還有很大的實用性。通過對它的登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次發放救濟和減少過量申報造成的腐敗。而且這種難民證件也有著初步審查歸類的性質。在1940年的難民證分為甲乙兩種，只有甲種才有獲得直接經濟或物資救助的權利。它們只發放給初到大后方，生活尚無著落者。在持有甲種難民證期間，他們領取定額的救濟，并且等待救助委員會指派的人員幫助他們去尋找新的工作，救助人員不能給點路費搪塞過去，必須要落實他們的工作。一旦為難民安排了工作之后，他們還會被發放路費。他們的義務就在于這些工作都是由國家進行指派，如果不服從工作安排的話就必須還回難民身份證。這兩種身份證也顯示出國家與社會之間變化了的關系：接受國家的更多支持就意味著對于國家具有更多義務。

在1949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內戰的勝利，并繼承下了許多國民政府時遺留下來的遺產。而那時生發出來的公民意識也是在其中。而且實際上直至現今的中國，如何處理黨，國家，類似公民社會組織和公民宣傳之間的問題也與戰時國民黨有著諸多相似。比如說沒有身份證就沒有權利的保證這點上。但區別是，現在并非有了證件就有了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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