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20年11月份，毛澤東寫給蔡和森的信中就可看出，他的態(tài)度開始轉變了。他開始懷疑和平改良的方法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他開始認為靠規(guī)勸和教育是不能解決問題的。1920年的12月1號，毛澤東在一封長信中徹底講清楚了自己思想的轉變，他表明要用教育的方法改造這個國家至少要花一百年的時間。他說“俄國革命不是有更好的筏子不踩，單要踩這個恐怖的筏子”。毛澤東一直認為俄國革命的暴力專制是恐怖的，壓制人性的。他說之所以要采取這樣一個方法，實在是諸路都走不通了的情況下，所以他只能下決心接受俄國的那條路。
毛澤東在1920年底開始轉向共產主義，1921年以后，他成為湖南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從這樣的轉變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陳獨秀的思想不是一開始就很激進的，他們原來也是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的。救國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講是一個太復雜的問題，這個時候提供給中國的救國方法那么多，究竟哪種主義最合適？所以性格最激烈的那些人，他們選擇的是俄國革命的那種最激進的方法。
知識分子的思想理念在現實面前妥協
另外，一部分留日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也非常明顯。留日知識分子以20年代的《孤軍》雜志主辦人為代表，最初拼命地批評革命黨，他們認為用暴力去剝奪別人自由的做法是不對的。雖然他們不滿意北洋政府，但是他們還是希望能夠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通過走法治的道路最終實現中國的變革。他們的轉變發(fā)生在1923年到1925年。1925年以后，他們開始放棄之前的主張，甚至親自跑到南方去加入國民黨。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一批留英美的知識分子，即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中國高層知識分子辦了一系列獨立雜志。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1932年以后轉向了所謂的專制，主張中國應該搞開明專制，他們的觀點轉變的和梁啟超基本上一樣。只不過梁啟超當年寄希望于滿清的末代皇帝，他們寄希望于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
在1930年，國民黨內部混戰(zhàn)最厲害的時候，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這種情況下，對國家抱有強烈感情的知識分子，開始非常痛苦的尋找一個鐵腕人物，開始接受他們在理智上不愿意接受的新式獨裁。他們希望有蔣介石這樣的人物出來，可以把國家擰成一股繩，哪怕是對國家進行一段時間的獨裁，只要能起到抵抗日本的作用就好。國家四分五裂只能讓日本野心得逞。
所以實際上任何一種觀念與理想，在碰到現實情況都會發(fā)生激烈沖突。我們很難做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理性選擇，很難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在講到這種情況的時候，要特別強調歷史背景。
胡適：文明不是籠統(tǒng)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
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有一個和今天形成鮮明對比的現象。在民國年間，出去留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會回國。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在當年各個國家還受到西方單一民族主義傾向影響的時候，作為一個黃種人在發(fā)達國家生活是非常困難的。梁實秋、聞一多都在留洋海外時受到了各種歧視。因而當時留洋海外的知識分子愛國熱情是空前高漲的，一旦國內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國外的學生馬上會回國參加革命。當時蔣介石在日本讀軍校，本來讀完預備役就可以進入士官學校，但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蔣介石毅然放棄了學業(yè)，回到中國參加革命。1949年以后，在歐洲、日本的留學生絕大多數也都回國了。實際上在戰(zhàn)后，外國人對華人的歧視已經沒有那么強了，但大多數留學生的想法還是要回國來建設國家。從方志敏《可愛的中國》中可以看出，很多知識分子當年對國家有一種期待，他們不是不知道國家戰(zhàn)亂并且窮困，但在當時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的背景下，還是有很多人往回走，想要幫助國家。傅斯年當年在中研院已經有很高的地位了，1931年日本入侵東北，日本人講出各種各樣侵占東北的理由，但是當時中國沒有一本能真正講清東北歷史的書。為了跟日本辯論，中研院專門組織了一批人寫東北史綱。傅斯年在講他為什么要寫這本史綱的時候說，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幫國家做事情，要證明東北不是滿洲殖民，希望能夠把日本人的歪理駁倒。
傅斯年是學歷史的，他應該是講究實證的，但是當國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不能夠完全按照實證思路去做研究，他要做即時的、政治性的研究。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傅斯年反對任何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抗日戰(zhàn)爭后，一些撤到昆明的在西方學習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者開始要進行少數民族的研究，傅斯年聽說后馬上站出來反對。實際上他在華北事變以后，就開始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沒有什么少數民族這樣的觀點。當時顧頡剛在負責一個叫《邊疆》的副刊，傅斯年就委婉的批評顧頡剛，認為“邊疆”兩個字不該提，這些概念應該盡量的避免，不要被帝國主義，特別是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所以從中可以看出，當政治上的這樣一種沖擊直接威脅到國家利益、民族的利益的時候，很多知識分子寧愿放棄自己的專業(yè)本能來國家服務。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知識分子有很多不同的派別和不同的傾向性，哪怕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他們內部的觀念都是有差異的。同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面對1949年時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今天人們把胡適稱之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人物代表，是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但其實胡適的一生都在搖擺，他一直都相信需要依靠一股政治力量來達到實現自由主義中國的目的。他從1919年就在考察和尋找?guī)椭袊鉀Q問題的方法，他對社會主義曾經抱有好感，甚至他在1926年去了一趟蘇聯以后，認為蘇聯的方法盡管太專制，但中國能夠通過蘇聯的方法實現工業(yè)化；一年以后他到了美國，接觸到了一些書和一些人，又認為美國的道路好，不會對一部分人造成壓迫，不會損害自由。但是到了1931年，胡適慢慢跟蔣介石接近了，他不斷寫文章稱贊蔣介石是人才，能夠聽取意見。最后在1949年，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蔣介石。
另外，剛剛提到留洋的知識分子千方百計要回國，到底是為了什么。在這里我要舉化學家傅鷹的例子。傅鷹是留美的學生，他與太太本來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但1949年以后他毅然決定回到祖國。他曾經說：“我對人民政府最滿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軍過江的時候，把英國軍艦打了個稀巴爛，而且打了之后不向英國道歉，反而將英國痛痛快快的責備了一頓，出了我?guī)资陙韷涸谛念^的一點怨氣”。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知識分子在民族、國家這些問題上，會抱著非常復雜的心態(tài)。當某個政黨為國家、為民族爭得一些榮譽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放下他們的立場。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放棄了原則，放棄了自己的價值觀和獨立的立場，完全就是被洗了腦。但實際上可以在傅鷹的發(fā)言中找到原因。
傅鷹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很直率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有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于任何黨員，有什么要改的？我和黨是同奔一個門的，事實證明黨認路比我認的好，我自然跟他走”。他的另一句話也反應了知識分子政治選擇問題的核心“知識分子就是愛國，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能翻身，現在這個希望實現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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