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與商業利益共同編織的謊言——甲午戰爭時的中國新聞

整理自：The First Casualty: Truth, Lies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sm in Chi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作者：WEIPIN TSAI

直至十九世紀，實時戰地新聞才成為可能。由于電報技術的應用，以往需要以周為單位傳遞的戰況現在只需不到半日即可送達報社編輯部。這大大促進了戰時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和重要性。

盡管比歐洲延后了幾十年，電報帶來的戰時新聞革新還是影響到了中國報業。在1883-1884的中法戰爭中中國報業利用電報技術小試牛刀之后，國民對于時效性戰報的需求被激發。因此在甲午戰爭期間，對于最新戰況的報道成了當時媒體競爭的主戰場。

彼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兩種報紙是申報和滬報。這兩家報紙如同所有當時的主要中文媒體一樣，都是由外國人控股的企業。不同于一般由外國領館投資的報紙，這兩個報紙更具商業性質。他們的主編和編輯主要都是華人，對報道內容有很大的自主權。滬報的傳奇主編蔡爾康由于難耐同事的傾軋于1891年辭職，由此滬報對字林西報愈發亦步亦趨，喪失了它的活力。故而至1984年甲午海戰爆發之時，申報發現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已經變成了由蔡爾康新創的《新聞報》。

在1984年，雖然明治維新已經進行了20多年，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未了解到日本改革的清晰面目。因此在開戰之際，沒人料到日本會取勝。那時候西方在遠東的注意力主要都投注在中國身上，他們都看到了中國在洋務運動之后的進步，卻沒有人了解日本軍力如何。故而不論是清廷還是西方，都對于甲午戰爭中的中國抱著樂觀的態度。李鴻章認為中方軍力即使難以占據優勢，至少也足以自保。而當時中國海關監察官Robert Hart更相信只要戰爭持續較長時間，中國必然獲勝。而當時作為報業中心的上海身處洋務運動的中心，更是日新月異。這讓從業者們更覺自信滿滿。

在如此自信的輿論導向之下，縱使沒有任何周密的計劃，出兵保護附屬國朝鮮是清國不容推脫的責任。在申報1894年《論中國為朝鮮事不可不與日本一戰》一文中，中國必將如“熱水融冰”般戰勝日本的軍隊。十年前的互有勝負的中法戰爭此時又被重提，作為中國戰力的明證。新聞報的編輯就寫道“那時候我們和法國幾乎打了個平手，但這之后我們的海軍又得到了大幅發展。”

閱讀了這些消息的國民無疑抱著熱切的心情期待讀到中國的勝利。這使得力圖開拓市場的新聞報和想要保持領先優勢的申報傾向于做樂觀的報道。

在1984年11月23日，申報以《詳述鴨綠江勝倭確信》一文報道了黃海海戰，認為北洋水師獲勝。在三天后的《戰事余文》中申報后續報道黃海之戰時援引了“一位天津朋友”的敘述，生動的描繪了“濃煙遮天蔽日，三艘敵艦被擊沉。”的過程。當日，還有一篇名為《倭奴諱敗》的文章駁斥了日刊的消息，言之鑿鑿的斷定了清軍的勝利。同期的新聞報在報道上相對謹慎，雖然同樣報道了黃海海戰的“勝利”，但也提及了之后平壤之戰清軍的慘敗。在《再錄僅有函遞勝倭確音》中，中方艦隊雖有受損，但無一艦沉沒。而日本則是沉船遍布海上。盡管黃海海戰真實過程至今尚不完全清楚，但是中方有艦艇被擊沉一事毋庸置疑。故而這些報道難稱真實。

除卻樂觀態度，這時申報和新聞報戰時報道的另一個特征是充滿情感的辭藻，節奏緩慢而詳盡的敘事。這與一般的新聞報道大不相同，反倒有些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影子。比如在新聞報的《牙山戰時紀實》中“船長鄧壽昌為倭船子彈直貫大腦，登時死亡，但他的鮮血和腦漿卻飛賤在他后排士兵的身上。”這樣的描述無疑可以激發讀者的情感。

如果說黃海海戰尚還是由于事實不清很難評判，在1985年新年將近之時，新聞報和申報傳達的關于威海衛海戰的勝利報道則確實不實了。新聞報的《細紋我軍威海元旦獲勝事》將面對狡猾敵人清國海軍仍然用五大策略取勝。這一勝利被比作日月重歸大地。

在戰爭塵埃落定的十年之后，申報和新聞報都對錯報進行了一番解釋，認為距離過長，軍情機密和謠言駁雜使得消息非常模糊。而戰時電報網被戰爭破壞又使得他們不得不依靠不確定的消息以滿足讀者的需求。除此之外他們還指責那些西方報紙發布誤導信息，而這正是他們主要依靠的信息來源。

雖則兩大報紙的報道大多過于樂觀，錯誤頻出。但說他們完全沒有做還原戰場的努力也不公正。盡管重點戰事多被粉飾，但日常報道之中，那些不那么樂觀的信息也會夾雜在勝利的宣傳之中。畢竟要在讀者的愛國熱情，以讀者興趣為轉移的商業定位和新聞業的專業原則之間找到平衡之處并非易事。但是他們對信息的取舍和對所選的敘事還是可以看出他們的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就是讀者得到了他們想看到的謊言，而這兩大報紙得到的是在戰爭期間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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