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1900年，東亞朝貢體系中，戰爭非常少，即康燦雄所說的“長和平”，而歐洲大陸則戰爭頻發。二戰后，歐洲各國決定推動地區一體化，進行多邊 協調，它們根據當時的條件，并且吸取歷史教訓，選擇了自己的戰略。從1960年代起，東南亞國家選擇了另一種秩序，即松散多邊秩序體系。當今美國主導下的朝貢體系，之所以戰爭很少，與當年的中華朝貢體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說，今天的美國沒有什么高明之處，沒有什么新的手段，它與當年的中國是一樣的。
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圖
2014年7月5日—6日，第七屆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年會在北京召開，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做了題為“中國崛起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主旨發言，要點如下。
2014年第七屆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年會主旨論壇
中國崛起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主持人：孫學峰（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教授）
發言人：秦亞青（外交學院院長）、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秦亞青
傳統的、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都是以體系決定論為主。但現在，實踐理論的興起，給了我們一條完全不同的理論路徑。實踐理論是繼建構主義之后，理論潛力最大的一個范式。目前，實踐理論的主力軍，并不是美國學者，有很多是加拿大學者，還有歐洲的一些學者。
比較體系研究，也是非常具有潛力的一個方向。我這里只舉三個人。第一位是瑞典學者Eric Ringmar, 他曾經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他比較了中華朝貢體系、日本幕府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異同，他用語言學與戲劇理論做研究。世界是行動者perform出來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通過實踐產生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不是簡單地由體系決定的，中華朝貢體系、日本幕府體系就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大不相同。韓裔學者康燦雄也認為，朝貢體系是中國與朝貢國之間教化、學習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體系決定論。許田波認為，具體的行動者的戰略選擇的不同，使得中國走向了大一統，歐洲走向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上述理論，都不是由美國學者創立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地區的經驗中得出來的，而且在國際上引發了很大的反響。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即體系決定論是不是可以顛倒過來呢？這就不是體系因素決定體系轉型了，而是行為體、行動者自己的戰略選擇、戰略互動決定了體系的變化。
我們看一看，近期的歷史中，存在過哪些歷史體系？可能包括權力秩序型的體系（單極體系、兩極體系，但兩強也可以聯合起來，實現共治），同時也包括規則秩序型的體系（主要指制度體系）。在以制度為基礎的體系中，各國不再尋求謀求權力主導權。最后一類是混合型。東盟就是例子，各國之間散而不亂，充分協商，相互照顧。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國際體系呢？體系因素會發生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行動者的行為選擇、實踐，即它們自己怎么演出這臺戲。我們可以回憶，冷戰結束后，美國的確成為了超級大國。但更重要的是，美國自己如何去進行戰略選擇的問題。冷戰后，美國決定用強大的實力，支撐其全球霸權戰略，打擊不聽話的國家。結果，美國犯了重大的戰略錯誤，這些錯誤值得全世界的人進行反思。
1300年—1900年，東亞朝貢體系中，戰爭非常少，即康燦雄所說的“長和平”，而歐洲大陸則戰爭頻發。二戰后，歐洲各國決定推動地區一體化，進行多邊協調，它們根據當時的條件，并且吸取歷史教訓，選擇了自己的戰略。從1960年代起，東南亞國家選擇了另一種秩序，即松散多邊秩序體系。歐盟的擴大，只吸納民主國家。但東盟則不一樣。一方面，它們的效率很低，但另一方面的確很民主，化解了很多問題，照顧了各國的面子。西方人認為東盟是一個松散的“面條碗”，但東盟國家認為，這種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許這種秩序對其他地區更有借鑒意義。
就理論本身而言，它不是一個超然的大腦思考出來的抽象的東西，而是基于很深刻的草根實踐而來的。所以，中國的實踐、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系列戰略決策，都可以從實踐理論中得到非常好的素材。現在，世界上可能會出現兩種體系。一種是中美對抗，另一種就是松散的多邊協調。到底要走哪條道路？這并不是體系本身規定的，而是取決于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戰略互動，我們應該努力保持張弛有度，不搞戰略冒險。在這一方面，理論創新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閻學通
秦老師對最近剛出現的理論，做了一個細致的解釋。最主要的就是，現在的學者們在學習新的范式，不想再受到體系理論的束縛，不再在體系的框架下去思考問題。我現在做的道義現實主義，也是想跳出原來的框架。我們中國學者學習理論的過程，是先介紹，然后再綜述、分類。綜述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不僅僅要說它是什么，還要說哪些理論之間是一樣的，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一樣的。之后才是創新的過程，我們中國學者的創新，應該是從90年代后期才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理論的創新呢？我想主要有三個方向。第一，研究對象的改變。我們知道，國際關系的研究對象有很多。你可以研究行為體、規范、體系、秩序、格局、結構。你改變了研究對象，你就會發現自己能有所創新。第二，你可以改變自己的研究方法。最早的國際關系研究中，有很多是從哲學角度開始的，后來又加入了歷史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現在，我們有了定量的研究、心理學的研究，還有很多。第三，是研究問題的方向不同，或者叫路徑不同。例如，都是研究國家的決策，但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路徑，比如戲劇理論、觀眾理論、實踐理論、環境理論來進行研究。側重點不一樣，你也是可以創新的。
在這個基礎上，我想說一下，我們中國學者應該從哪些方面來思考自己的創新？在這個世紀，導致國際關系發生變化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國的崛起。沒有其他的現象，能比這個現象更能引發世界的變化。無論是那些希望中國強大，還是不希望中國強大的人，都無法回避這個事實。宣傳中國威脅論的人，前提也是這個。我們作為中國學者，你恰好生活在這個國家，你在這個國家長大，你對這個國家有文化上的理解，你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因此，你未來幾十年的創新點，就是研究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因為你可能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因此你的研究可能更加接近于事實，更加接近于客觀規律。
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過程中你就會發現，國際關系理論為什么會有創新？國際關系肯定會發生變化，如果它不發生變化，那就不會出現理論創新。只有當你發現新的現象，并且原來的理論不能夠解釋新的現象，你才會有理論的創新。我們知道，二戰結束后，在五十年代，幾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提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一戰、二戰之間就相隔了20年，當時沒有人知道后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又如，Waltz沒有想到的是，他的理論提出二十年之后，冷戰就結束了，原來的理論不適用了。這就好像是文學創作，一切都要來源于生活，你先有了好的生活實踐體驗，然后才能寫出好的文學作品。演員要先真正體驗某一個角色，然后才能演好某一個角色。
現在，很多學者都開始了對中國古代國際關系思想、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英國、美國有一些學者也參與進來。你會發現，現在很多的理論創新者，已經不再是歐洲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學者。鄺云峰比較了中美兩國的朝貢體系。他認為，當今美國主導下的朝貢體系，之所以戰爭很少，與當年的中華朝貢體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說，今天的美國沒有什么高明之處，沒有什么新的手段，它與當年的中國是一樣的。因此，這篇文章現在很火。我認為，他的研究之所以被人關注，是因為他借鑒了東亞的歷史、文化，而不是像以前的歐洲學者單純地借鑒歐洲的歷史、文化。現在，還有一些印度學者，也想通過印度的歷史、文化來發展國際關系理論。
我們的理論，之所以被稱為道義現實主義，是因為我們發現，東亞的人對于道義的認識，是與西方不一樣的。我們東亞人認為，道義是一種權力，是一種實力。道義現實主義的很大突破在于，我們關注“領導”（leadership）問題。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重新關注國家，但是他們沒有關注“領導”問題。60年代，有的學者研究領導類型，包括國際領導、國家領導。美國心理學曾經將國家領導權分類，有的總統能夠適應大眾還能夠具有領導能力，有的總統能夠適應大眾但缺乏領導能力，有的不適應大眾但具有領導力，有的既不適應大眾也缺乏領導力。后來，由于體系理論的出現，這些理論都被邊緣化，被認為是“不科學”的理論，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如何進行科學化？我們的道義現實主義，可以看作是向領導權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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