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主辦的“鴻儒論道”論壇就“全球新格局下，中國如何實現戰略發展”邀請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做主旨演講。張宇燕提出，在西方制定規定的背景下，中國怎樣在非中性的規則下異軍突起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張宇燕主張，中國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規則制訂權。之后，與會的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張昕、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宋國友、上海國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劉海影與張宇燕所長就人民幣國際化、全球規則制定、全球化的未來、國際金融秩序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

以下為討論實錄：

中國崛起對世界有何沖擊

張宇燕：首先是實體經濟方面的。有些國家并不認同中國的發展，尼日利亞央行行長在FT網站指出，“中國拿走我們的初級產品，把制成品賣給我們，這也屬于殖民主義性質”。另外，中國對世界的沖擊還包括了中國貨幣經濟的擴張、參與國際制度的制訂和價值觀念與發展道路等。

現在我們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習主席提出不沖突、不對抗，但美國也有它的想法，一個美國學者眼中的新型大國關系挺有意思的——美國應該通過多軌道途徑處理對華關系：第一個是紅燈，警告中國不要使用武力改變現狀，這個是紅線，不能越過；第二個是黃燈，允許中國增強在區域的影響力；第三個是綠燈，美國要認可中國在全世界去獲得所需要的能源資源的努力。

在這么一個格局下，我們要把握三個特點：第一個要和平，大戰打不起來，但是邊緣化、代理人的沖突會不斷，整體來講這是一個大的背景。第二個相互依存度，中國對外的依賴是非常高的，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環境來保障我們的發展利益，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個在國際格局上，中國的實力在迅速的提升，這個進程還會維持。據估計，未來8年到10年，中國的GDP跟美國應該是平衡的。在這三個大背景下，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國際規則的制訂上，我想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個是民富國強、中國夢的實現，還有祖國統一，為此，中國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規則制訂權，另外，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也是可以約束美國美元的霸權，給世界提供更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最后還是要發揮價值感召力和道德感召力。

中美關系去向何方

張宇燕：中美關系討論得比較多，說得最多的是“修希底德效應”，就是雅典的興盛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慌，隨著雅典越來越強大，斯巴達恐慌加劇就打起來了，強大指的是物質軍事實力的強大，恐慌是心理感覺，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就出問題。

中美之間會不會是這樣？現在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今年年初社科院開了一個內部的會，也邀請了美方的相關專家，美方代表團的團長是國家利益委員會的新主席，他指出“很多人把今天的世界比做100年前的世界，100年前是1914世界大戰爆發前，當時主要是德國和英國。今天有人把中國和美國比做德國和英國。不過，100年前，像今天這種來增進兩國理解、加強互信、增信釋疑的會議是很少的，我們今天在這開會說明和100年前不一樣”。

再講一個學者的判斷，戴維·蘭普頓認為未來的世界很可能取決中美之間的賭局。這場賭局美國下注了，賭中國崛起之后不會挑戰美國的利益，并且幫助它分擔一些國際責任。中國賭在崛起的過程中，美國不會以非和平的方式打斷中國的崛起，這是它的想法。當然有賭局就有輸贏，這個事它還是有很多擔憂，這要取決于兩國政治家和公民的努力和智慧。

全球規則制定：歷史是否高于國際法的正義？

張昕：現有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則確實對中國這樣的國家非常不利，比較歷史權利的分配，現在的國際規則對某一些政治體來說是高度不對稱、不公平的。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比如在論述南海一些海洋領域的主權訴求的時候，經常強調歷史高于國際法的正義性。

這里面正好給我一點啟發，我的研究領域中心之一是俄羅斯的政治和外交，大家如果關注這方面的信息，可能看到近期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問題上，俄羅斯政治精英在論述自己的行為時，用的是和中國非常相似的邏輯，指出現在的國家邊界甚至可以推到上一個時期，烏克蘭政治實體的存在和俄羅斯邊界的劃分按照現在的標準來說，對俄羅斯是高度不公正的，所以俄方有完全的歷史正當性，把這塊土地納入到俄羅斯中去。這就是歷史正義性高于現有的國際法的體系。

對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這樣的邏輯在今后進一步深度分享全球規則制訂權過程中，會不斷遭遇到跟現在這個法系上各種層面的沖突，這方面希望張老師能進一步展開，判斷下這個前景，并指出下中國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會采用什么原則和方法。

張宇燕：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歷史的正當性和現實正當性的問題。這個還是一個比較深刻的問題，隨著實力、格局、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后，現行的國際規則的改變和規則背后有多少利益？用歷史的正當性來否定現行規則的執法，實際上在拓展自己的利益，這個矛盾怎么解決？

我想在大規模戰爭不會爆發的大前提下，各國會在規則的確立過程中各自博弈，每個博弈者都要算成本和收益，最后有可能達到均衡狀態，也有可能能夠得出好的結果，這個大家慢慢再去談，我想這個是很自然的。像小平同志在談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時候，上來就講以前簽的條約我們認賬，這個是兩國交流的基礎，然后馬上要說這個是不平等條約，再補充一句說后人比我們聰明，相信它們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所以你看偉人的講話，每一句話不多，但每句話有很深刻的意義在里面。歷史和現實的協調性，實際上是綜合力量博弈的一個結果，如果把握得好的話，實際上是可以不斷調整的。

全球化格局對于全球金融體系或者金融風險的影響是什么？

劉海影：全球化格局對于全球金融體系或者金融風險的影響是個很專業的話題，在我看來，當我們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里面，全球金融安全已經成了一種公共體，有人做過研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的30多年時間里面，全球各國沒有出現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全球嚴重的金融危機發生了13次，這個13次跟1933年全球各國放棄金本位之前的金融動蕩情況依然無法相比，之前是更加波動，像1929年的金融動蕩，1907年的金融動蕩，1893年的金融動蕩導致的經濟下滑幅度是我們看到的是無法相比的。以前是7%、8%，10%左右，20%左右的經濟下滑，但是這次2008年的金融危機只導致了百分之幾的下滑，我的意思是說，之前金融更加動蕩，但是我們放棄了金本位之后金融有所好轉，但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再次出現了全球層面惡化的金融動蕩，而且重要的特點是所有的金融動蕩都不是國內因素主導的，而是國際因素。

換言之，某一個國家是否遭遇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的治理結構，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風險作為一項必備的要素是全球層面上的公共體而不是個體。因此，全球各國需要合理的金融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要點在于可能出現金融動蕩的時候需要有一個機制來提供所謂的國際最后流動性。當中央銀行這個制度發明之后，在金融危機可能誕生的時候，央行可以透過貸款來終止危機。為什么國際金融危機沒有辦法被終止？是因為國際層面我們缺乏一種制度來提供國際的流動性，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項研究，我們認為現在各國正在實踐的中央銀行貨幣互換網絡可能是針對國際流動性的一種蠻有潛力的制度安排——在金融危機的時候，來為全球各國提供最好的流動性，而不是像現在我們各國都是被迫性地去儲備，從而導致了很多不合理的現象。

總結下，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金融安全已經是一個全球公共體，需要由全球化的治理機構來予以提供流動性。

張宇燕：關于國際金融穩定，我也同意通過各國間的央行建立貨幣互換網絡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因為金融穩定是全球問題，解決全球問題就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規則就是全球共同體，但是我想這個談判很困難，因為涉及到談判的重心，涉及到國家力量大小不一樣，現在西方六大央行之間已經建立了無限量的貨幣互換網絡，西方是不是有一個想法要體系化？對中國和其它經濟實體來說，其實很多事情進去沒問題，關鍵是條件，要接受西方已經制定的規則。所以，我覺得想法都很好，但是要考慮一下難度。

全球化的未來是什么？

宋國友：全球化可能不是一個無限化到底的過程，可能到了一定的界限就會出現均衡的過程，全球化的邊界可能在什么地方？同樣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國由原來全球化的鼓吹手到目前全球化的阻礙者，這個說法可能有一些偏頗，但是我們可以從很多指標去衡量，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或者一個現象就是美國國內在進行調查的時候，會發現很多人表示全球化對美國來講不是一個好事情。從全球化來講，可能需要另外一個動力源，很可能就是中國。中國的對外貿易投資等等發生在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行為，需要中國不斷拓展經濟領域，這樣不斷拓展的過程恰恰是未來全球化不斷推進的過程，由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中國所推進的全球化，恰恰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包括美國帶來一些經濟的損失，這樣就帶來推進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過程。

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全球化可能是一個頂峰時期，美國覺得自己的利益與全球化是一致的，但是在2020年可能中國就是全球化的推手，美國可能出現不是說孤立主義、就是稍微反全球化的浪潮。

劉海影：全球化的問題在什么地方？市場化導致全球遵循一個統一的規則、在統一的市場里面進行經濟活動，但與此同時，我們生活在主權國家，統一的市場與分裂的主權國家治理之間是有矛盾的，這個我認為是全球化發生各種困難的根本性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上曾經出過很多的嘗試而且是不成功的嘗試。

全球化的階段，我認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西方主宰的全球化，另外一個是全球參與的全球化。“西方主宰的全球化”進一步細分，包括了“地理大發現”、“殖民地殖民活動的全盛期”、“二戰和冷戰”，本質上還是在叢林規則之下，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階段下，能夠向西方主導的規則提出挑戰的仍然是西方內部的一些因素，包括意識形態，包括納粹主義，包括蘇美冷戰的時候意識形態的斗爭。到柏林墻倒閉之后，西方內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的矛盾應該說告一段落，所以才有了歷史的終結。

能夠向西方體系提出挑戰的西方內部的勢力已經消解，現在全球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提出的挑戰都是非西方的因素，甚至所謂文化的沖突，恰好在這個時候，我們進入了全球參與的新階段，以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崛起為標志。在此情況下，由于不可能發生像以前那樣的大規模戰爭，各個主權國家很大程度上必然會處于一個長期而反復博弈的過程，這個博弈每個國家所依據的政治文化的準則是不一樣的，一定會發生沖突。比較樂觀的是，戰爭方式來解決彼此間的沖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現在對這種全面性戰爭的約束因素是比以前強了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彼此之間的斗爭很可能是基于長期的拉鋸戰，你勢力強一點的時候，你規則占便宜多一點點，但是最重要的，是透過在統一市場原則約束之下的博弈，取得大家彼此規則的認同。這個是我對全球化比較有信心的地方。

宋國友：中國的力量很強大，塊頭在增加，那些衣服變得越來越小，不僅越來越小，而且是美國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后發國家定做的，定做是打引號的，就是已經做好的，不斷變大中國的塊頭，怎么樣去穿上已經不能適合中國體格的衣服呢？這個衣服就是規則問題，中國怎么樣去推動規則的發展？中國和全球規則的關系大致上有兩個選擇：第一，反對規則，中國可以說不；另外是加入規則。

中國以往的做法是融入規則，加入世貿組織，大體配合的態度加入國際規則，國際規則是美國及其盟友所指定的，這個時候存在一個問題，美國以后邀請中國加入國際規則，讓中國變得更像美國，規則讓中國變得更文明，思維會跟著美國走，但是中國5000年的文明基因存在，使得中國雖然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但是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如此頑強，美國沒有改變中國，相反中國利用美國所創造的國際規則體系來實現更好的發展，這個時候美國不干了，它試圖在現有的規則之上或者之外，打造一個新的規則體系，這個就是TPP新的規則。中國不干了，美國不是一個很公平的玩家，我按照你的規定經過談判加入了你的體系，我玩得很好結果你不干了，要去弄一個新的體系，中國怎么辦？是繼續追隨美國不斷拔高的規則，還是要想辦法去制定自己的規則？但是要說的是中國制定自己的規則，絕對不是在現有的規則之外，完全制定出一套不同的規則。中國做法很簡單，在現有規則允許范圍之內，根據中國自己的需要制定出很多規則出來，這個是規則競爭也是中國參與全球化一個很聰明的玩法，你玩TPP，我們重新做起來，你控制IMF，中國曾經花了很多氣力試圖改造IMF，增加自己的發言權，結果美國國會不同意，一直沒有批準，那怎么辦？對不起我只能打造自己的金融機制，就是現在我們講的金磚開發銀行和未來要打造亞投行。

所以中國采取的方式是規則競爭，但是在全球化的體系之內，不是像冷戰的時候通過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劃分和美國競爭，而在統一的規則體系之內，打造出中國自己的規則，這是很聰明的玩法。

美國怎么應對中國的競爭也考驗美國決策者的實力或者判斷力。但是一個問題是美國現在面臨著很大的困難，現在奧巴馬玩不動了，美國現在確實進入到一個制度的僵局，以前美國的民主制度可能是發揮著美國競爭的優勢，現在美國的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如果美國的精英沒有足夠的政治決斷力去打破這樣的僵局，美國原來引以為豪的制度優勢可能會變為制約發展的劣勢，中國的制度不管喜歡與否可能成為支撐中國未來發展，并且贏得和美國競爭性合作，或者合作性競爭的勝利。

張宇燕：關于全球化和未來的發展，我想它是一個再全球化的進程，含義是西方利用新的規則來規范和整合那些處于邊緣或者沒有進入中心圈的國家，脫離世界主渠道不可能，完全受制于人不可接受。拿TPP來說，我的看法是美國遲早要接納中國的，幾年以后中國可能就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了，我們現在出口已經世界第一了，所以一旦把中國排斥在外，TPP體系就不完整了；更何況逼急了之后，金磚國家可以成立一個平行的體系，這也是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比如基辛格，和一些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都談到的，TPP最大的風險就是逼得中國和其它金磚國家另搞平行體系。

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宋國友：我非常同意張老師的觀點，國家的競爭最后標志性的形態就是貨幣問題——人民幣能否超過美元。那個時候可能是2040年或者2050年。一個國家的GDP已經超越另外一個國家很多，但是這個國家的貨幣居然不是全球貨幣，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歷史先例，沒有。確實我們看到英國的英鎊雖然在英國的霸權消除之后還維持了一段時間，但是畢竟也只維持了一段時間而已，但是目前中國的GDP在2020年或者2050某一個時間段超過美國的時候，在2040年或者2050年，或者2080年的時候，人民幣會不會超過美元，如果是的話我們該做什么，我覺得張老師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點，是迎接中國GDP在未來會超過美國GDP一個關鍵時刻，去設計出人民幣國際化這樣的圖景。我的問題就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張宇燕：說到全球化對規則的改變，特別是貨幣問題，最后歸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首先說一點，人民幣國際化這個詞在官方文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領導講話也從來沒有一次，一般就講講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沒有專門講到國際化，這個是學者在討論的。

在我看來，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條件主要還是在我們綜合實力在提升，提升以后，中國通過貿易、投資等方式對別人產生影響，他們就會開始使用人民幣，在我們的一些周邊國家，我聽說特別是蒙古，人民幣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這個機會來自于市場，也就是美元本身的問題。美國進入一個頂峰平臺期，達到了頂峰狀態，你要讓它再往上走就走不動了，下坡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也有可能走到一段遇到一個比較陡的坡就下去了，這個要看條件，都是博弈——美國走到什么時候，現在取決于歐洲、俄羅斯還有中國，是多個變量之間博弈的結果。總體來看，我覺得美國在走下坡路，特別這次金融危機之后，大家發現把世界經濟綁在美元身上恐怕有問題的。為什么這次金融危機影響這么大，就是因為發生在美國，如果出現日本，我覺得影響也不會那么大。我們推進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可能是人類尋求一個相對穩定國際貨幣基金體系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當年胡錦濤出席G20峰會提出的四點主張之一，而且這一點也在多次G20峰會上得到各方認可。

最近美國不斷制裁歐洲的銀行，一罰款就罰幾十億上百億美元，這種被制裁的可能性和嚴重后果讓發達國家內部開始有一些警惕，包括美國國內一些為規避稅收而將利潤或財產外移的企業或高收入者在內，于是，去美元化趨勢逐漸顯現。

日本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日本央行的顧問曾到中國，與中方探討在亞洲建立一個自己獨立的結算體系，因為日方意識到，這樣的結算體系美國有、歐洲有，但亞洲卻沒有。由于亞洲所有國家討價還價非常困難，所以日方提出要在中日之間建立一個共同貨幣。當然，現在中日之間的政治環境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共同貨幣的構想也不可能成行了。

不光是發達國家內部，其它國家也有一個去美元化的趨勢。現在，美國正在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在這之前美國制裁伊朗從技術上是很成功的，因為金融制裁有一個體系，你跟伊朗做生意的所有金融機構將來可能要罰款，其它國家不跟你發生關系之后，被制裁過馬上就受影響了，見效快而且效果好。但美國制裁之后，其它國家會開始警惕的，我覺得這個可能會給人民幣發展騰出一些空間來。

當然，不利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比如隨著海外人民幣規模的飆升，像資本項目開放這個事情確實是有一系列的問題，大家爭論很大，國內有些學者認為這一進程要加快，有些則持反對意見，認為資本項目進一步放開風險極大，而且在金融服務領域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我們跟美國一些官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問人民幣國際化會否損害美國的美元霸權，對方表示，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要資本開放，隨著金融服務業開放之后，我們美國得到的好處要大于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們的損害。

另外，還有一些其它的問題，比如一旦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對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的要求就更高了，并且，一旦出現了大規模的資金大進大出，或者金融危機傳導，國內經濟就要做好應對。以韓國為例，韓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是1997年，開放沒多久就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于是，它的匯率一下貶到一半以上，股市市值一半沒了，大量的外國資本進來，進來以后換成錢收購企業，幾年以后全恢復了，匯率上去了，股市也上去了，看上去就業沒有什么變化，經濟還在增長，但是事實上，很多企業的控股方已經不是本土的了，三星公司是國際公司，70%左右的股權是歐美的了，只是管理層是韓國人，前幾大銀行的外資控股率也達到了80%以上，所以這里面我們要有所考慮。一旦全面放開，我們要斟酌，不是說止步不前，但是我們要考慮、要分析，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復雜，專業性很強，總量要考慮，微觀也要注意。

（本文刊于2014-9-18財新網）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國戰略發展之路